上周本欄介紹剛剛出版《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的音樂篇。之後陸續收到音樂家們的回應，擇錄如下。
鈎沉歷代音樂家回憶
香港小交響樂團桂冠指揮葉詠詩對1986年首次指揮中央樂團的謝幕照補充說：「當時北京音樂廳內很熱，演出期間電力曾停了一會，但我們繼續演貝多芬《第7交響曲》，沒有停下來！」
古箏演奏家陳天姿寫道：「這些歷史不只是史實，更承載不同年代的人的回憶和故事，很值得記載下來，讓我們這些後輩知道，引以為鑒。」
《南華早報》一位記者朋友說：「我不知道西崎崇子的老公原來是拿索斯的老闆，怪不得她的唱片經常在那裏發表。」
對文章沒有提到的活動，香港管弦樂團第一副首席梁建楓補充說：「我也帶香港純弦及澳門精英室樂團去過20多個保利劇院巡迴啊！」
滄海遺珠：中國音樂節
音樂篇以兩萬字概述改革開放40年的內地與香港音樂互動，肯定不可能包括所有的人和事。梁建楓說他所帶的是小團體，書中沒有提及可以理解。其實滄海遺珠也包括個別大型音樂條目，1993年由當時市政局主辦的「中國音樂節」就是其中之一。
歷時20天的音樂節是回歸前最具規模的音樂盛事，該節名譽顧問內地成員包括指揮家彭修文、陳佐湟等。來港演出的陣容更強大，包括北京中央樂團，由首席指揮湯沐海領奏兩場。另外還有內蒙古青年合唱團、琵琶大師劉德海以團長身份領導的中國民族器樂演奏團等。除了演出，亦主持講座及研討會，與海外華人音樂專家們交流，好不熱鬧。
筆者作為審稿者之一，與已故樂評家周凡夫等曾與編寫人員進行幾個小時的口述簡介，提供我們認為重要的內容。畢竟口述與親自落筆不同，代筆根據的是幾個小時的講述，與漫長寫作過程中對資料的反覆推敲、補充不一樣。況且未有機會看過最終稿，讀稿時已經是完成品。
編纂《香港志》是個曠世工程，較編校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要求多得多，因此需要更多專家以及更多時間反覆求證、琢磨。為香港修志，任重道遠。
原刊於《大公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