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決議提文革確認教訓極慘痛

毛的大躍進（1958-1960）、人民公社和文革（1966-1976），是錯誤的；「10年內亂」是一場「災難」，為1949年後「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為其慘痛」。這是「第三決議」評價毛提到的事。

「第三決議」題為〈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由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於11月17日在《人民日報》全文刊出。

其要點，是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以來「新時代」的政績、「新時代思想」的指導作用，以大量篇幅宣揚「四個偉大」（偉大鬥爭、偉大事業、偉大工程、偉大夢想）。

中共八大（1956年9月）以後的錯誤，只是一小段的述評，約300多字，在全文3萬多字中佔的比例甚小。

毛歷史評價 40年有差異

「第三決議」與「第二決議」、「第一決議」，有政治親緣關係。毛思想的歷史地位都獲肯定，但對中共黨史的宏觀敘事、核心人物的評價，有較大的差異。

「第一決議」為中共六屆七中全會（1945年4月）的產物，題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主題為毛領導革命的歷史地位、歷史貢獻，毛思想的指導地位及其影響。它為稍後的七大鋪路，七大是正式確立毛領袖地位、毛思想指導權威的「全大」^[1]。

「第二決議」題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由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年6月）通過。其主題，是對「建國前」28年（1921-1949）和「建國」32年（1949-1981）的歷史總結，偏重對毛的全面評價，特別是中共八大後的前10年（1956-1966）、後10年（1966-1976）「左傾錯誤」的批判，也肯定中共中央的成功經驗。

在中共黨史中，「第二決議」首次全面批毛的「左傾錯誤」，特別着力批判文革的左折騰和毛的「領導作風」。

1966年，毛發動紅衛兵「橫掃牛鬼蛇神」，圖為哈爾濱市紅衛兵鬥爭「走資派」任仲夷（左一）等。任氏在1980年代為廣東省改革大將。（網絡圖片）

四千人大會重墨於批毛

「第二決議」由小平、耀邦主導起草，是非常慎重的「評價工程」。說它「非常慎重」，本欄的解讀是：

一、起草的時間長達1年3個月（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經過中共高層充分討論和草稿的修改。小平為決議的起草發表了17次「重要談話」^[2]，第一代的劍英、陳雲等，均參與定稿。

二、十一屆六中全會前，由耀邦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俗稱四千人大會），充分討論中共的重大「歷史問題」，特別是毛和文革的評價；在四千人大會前，先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的「十一講話」（1979），初步批判文革的決策錯誤和社會浩劫^[3]。

「第二決議」有一個特點：沒有特別頌揚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

「四千人大會」是中共高幹的「大鳴大放」聚會，被稱為文革後唯一的一次真正「黨內民主」大會。據法學家郭道暉的回憶錄，與會者的發言，多涉及文革的浩劫、毛的家長式專橫，有人提到毛的「唯意志論」，「認為個人意志可以創造一切」；說他「走上追求絕對權勢和個人意志的王國，唯我主義的道路。」

第二個決議批個人專斷

「第二決議」以一大段的篇幅（約9000字），總結「文化大革命的10年」，稱毛犯了「左傾錯誤」。

其論點的邏輯性很強。首先，是對文革的「定位」，它認為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其次，是發動文革的「理論」脫離實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左傾錯誤論點」，以此發動文革，「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脫離了廣大群眾」。

再次，批判「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聯結到毛的個人崇拜、個人專斷及領導體制的弊端。

「第二決議」觸動極度集權的家長制一言堂^[4]：

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集體領導原則……受到削弱以至破壞。

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

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