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回歸論：新加坡經驗的移植與套用

自從《國安法》醞釀出台以來，筆者一直在找尋主導香港後《國安法》時代布局的思想源頭。隨着《國安法》、積極融入大灣區、中央頒令處理房屋問題，以至特首林鄭月娥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相繼出台，幾可肯定背後理論源自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的「二次回歸論」。

鄭永年的「二次回歸論」最早見於2019年8月在其《聯合早報》專欄中〈誰主香港？〉一文，但更具體全面的闡述則要到2021年3月於「鳳凰網」的訪問中才出現。

對應與實踐鄭永年的「二次回歸論」的措施主要有三方面：其一是推出《香港國安法》，從法理上實現「二次回歸」；其二是推動香港與大灣區的融合，這也是心理上的二次回歸的一部分；最後是改善香港的民生問題，特別是房屋問題──由《國安法》實行至今，北京對香港建制的要求，以及政府所積極推動的政策，大體上也離不開這三點。

林鄭月娥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幾可肯定背後理論源自鄭永年的「二次回歸論」。（文灼峰攝）

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裏

早在〈誰主香港？〉中，鄭永年已表示他在借鑑新加坡的成功經驗，只是該文聚焦於新加坡在「法治」上的經驗。他指出：「新加坡成功經驗只有幾個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裏。新加坡自獨立以來，在涉及主權和國家重大利益的問題上，從來毫不含糊，總是竭盡全力保護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個國家。」

他以新加坡的經驗突顯出香港的司法權不在北京手裏，同時治權也不在香港人手裏，強調新加坡和香港以前都是英國殖民地，但是新加坡的司法體系經過了改造，代表現代新加坡的利益；反之，香港的「法治」則在保護原來殖民地者利益。

在「鳳凰網」訪問中，鄭永年又提到自己學政治學幾十年，認識到「政治的空間要小一點」，「空間太大了，一個社會就沒有出息」，背後所參照的，同樣是新加坡經驗。

融入大灣區與「大馬來西亞情結」

對於香港與大灣區的融合，鄭永年指出「香港實際上專業服務業，無論是教育、醫療各個方面，都是有它的比較優勢，但是它又沒有空間」，「如果香港無論是金融也好、房地產住房問題也好、專業服務業這些就業問題如果能放到整個大灣區裏面來解決，這並不難，很容易嘛！」

這種「大灣區萬能論」一方面相當空泛，好像香港任何解決不了的問題，只要放到大灣區便能迎刃而解，置大灣區自身的問題於不顧；另一方面，這種融合論很可能是建基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唇齒相依，本該融為一體，如今卻分道揚鑣的一種遺憾與想像，這當然也屬鄭永年的新加坡經驗的一部分。

「大灣區萬能論」相當空泛，仿佛大灣區可以解決香港所有問題。（Shutterstock）

有房便愛國

至於房屋問題，歷來不少人都提倡香港須參考新加坡的政府組屋，曾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多年的鄭永年也不例外。他引用李光耀的話：「你憑什麼叫老百姓愛國呢？如果他成為新加坡利益相關者的話，那麼他就愛國。」並指出「新加坡為什麼80%的老百姓住在政府組屋裏面？就是因為老百姓如果每家每戶每人都擁有組屋的話，他就愛新加坡了嘛」，最後還以孟子的「有恒產者有恒心」作為結論。

筆者從不否定香港房屋問題的嚴重性與迫切性，但這種「照辦煮碗」，直接套用新加坡經驗的做法，也實在是太信手拈來，缺乏深刻的（再）思考。

這種對新加坡經驗的移植與套用，很可能已根本地改變了香港的定向：假如你是林鄭，在《國安法》推出後需要解決香港的具體問題，既要滿足與大灣區融合的要求，又要拿出一個能解決房屋問題的辦法出來，且不說根據鄭永年的說法，解決房屋問題是培養愛國者的關鍵，那麼林鄭的logical conclusion只能是北部都會區，再輔以跨境連接深圳和前海的新鐵路。

這樣既可建屋又可接通大灣區，甚至有助林鄭連任──如此龐大的計劃恐怕只有她才駕馭得了。

解決問題不等同於長遠策略

儘管筆者不否認北部都會區可能是目前政府在政治上和可行性上所能提出的唯一方案，但這卻潛藏着相當大的危險性：《國安法》出台只是一年多的光景，在如此倉卒之下，政府推出一個長遠成本預計超過萬億，將香港的未來路向押注於與大灣區和深圳的融合的策略，然而這個「一路向北」、「北部大開發」策略的背後，卻很大可能是簡單地從新加坡經驗移植過來的薄弱及相對片面的基礎──一個國際大都會的未來路向就這樣移花接木地被決定了，不是太兒戲了嗎？

如上文所見，目前香港的總體策略很大程度是建立在鄭永年將香港新加坡化的想像當中，而且是單純的套用，缺乏充分思考之餘，亦看不出在理論上有什麼新的創見，其內在邏輯也是停留在想當然耳的層次，沒有經過深入研究。

持平而論，鄭永年一開始可能只是為了幫香港斷症治病，收拾修例風波後的殘局──明明本來是為了治病，後來卻權充為總體策略，並且逐漸發展出沿着該路徑一直走下去、無法回頭的趨勢，這一點可能連他本人也始料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