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著名攝影師翁維銓，近日在香港大會堂舉辦了「天、地、人」攝影作品展，展出過去55年拍攝的約300幅相片。
我在展覽開幕那天，跑到大會堂低座的展覽廳，欣賞他的攝影作品，還得到羅卡先生介紹，認識了翁維銓。
除了是攝影師，翁維銓也是七、八十年代香港新浪潮電影導演，年輕一代的觀眾，可能不大熟悉他。想當年，我也有看過他的代表作《行規》（1979），仿如新聞片的影像，反映現實的殘酷、生命的無常，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現正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的「瞧潮香港60+」展覽，介紹香港新浪潮電影時，也有談及其作品。
正因為展覽的緣故，翁維銓忙得不亦樂乎，直到前幾天，才約到他做專訪。
坐在展覽廳的一個角落，我們聊將起來，從他早期的學習經歷，談到他的紀錄片、他的電影、他的攝影……還有他的教學工作。
視黃宗霑為恩師
翁維銓出生於香港傳統的家庭，家人由潮州潮安來到香港，爸爸開設工廠，八兄弟姊妹當中，他排行第六，「我的童年跟所有的香港人一樣，捱世界……」他坦言自小不愛讀書，卻喜歡攝影。14歲那年，他第一次出門，到台灣遊玩，在旅程中要拍照，從此就開始迷上了攝影，那是1963年。
他自言讀書不成，卻在1968年初去了美國，在洛杉磯留下來，進了當地一間著名的學校『藝術中心設計學院』就讀，念攝影、藝術、電影，「我一面讀書、一面工作，做有關攝影方面的工作，靠這些收入維持下去，完成整個大學課程。」
剛到美國的初期，機緣巧合，他在洛杉磯中國城的一間小餐廳，認識了美國華裔電影攝影大師黃宗霑（Jimmy Wong Howe），彼此很談得來。「在大學最後一年，學校給我一個特別課程，讓我跟隨黃宗霑學習……還讓我到越南做戰地記者，拍戰爭硬照……因為他的影響，我看事情的方法改變了。」
在〈懷吾師黃宗霑〉一文中，翁維銓指出，「他是非常有個性而十分關懷他人的藝術家。」
他認為黃宗霑對他的啟導，不但在技藝方面，也在做人方面，「他教我的攝影絕技，就是要追求完美！為此，要不斷嘗試，還要親力親為。」
黃宗霑一直想拍關於美國第一條唐人街的紀錄片，那裏名叫洛克鎮，整條村都是中國人，是最早期做鐵路的中國人住的地方。「他已經69歲，不想做導演，所以給了我一筆錢，叫我去拍，而且帶我去當地，做拍攝前的準備工作……還為我打好關係。」
翁維銓在那裏逗留了3個月，當攝影師和導演，「黃宗霑將所需的設備全給了我，回來剪輯好之後，還幫忙看看剪接效果。」他花了6個月，完成第一部紀錄片《洛城的一天》（1971），在電視台播映。
他不諱言，「黃宗霑支持我去拍紀錄片，他不單是我的老師，亦是我的『貴人』。藝術以及任何東西，如果沒有人給你機會，沒有貴人之助是不行的。」大學畢業後，在黃宗霑的建議下，他去歐洲旅行，住了差不多一年，一邊看書，一邊拍照片……大概在1971年底，他決定回香港發展。
黃宗霑在荷里活工作多年，體會甚深，翁維銓不留在美國等機會，轉而回到亞洲和香港發展，也是受到其師所啟發。
新浪潮裏是先鋒
大約在1972年9月，翁維銓回到香港，除了攝影，他開始在香港浸會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課程等地方兼職教學。在1974年，他跟金炳興、陳樂儀等辦了一個兩年的電影文憑課程，教Super 8（超八）製作。
1974年，他與英美製片人導演攝影師合作，為電視台拍攝有關國際販毒的調查記錄片，花了18個月時間，完成了《白粉歌劇》（1976），在英國ATV播映。
到1978年，累積了不少經驗後，他開始籌備製作第一部劇情片《行規》（1979）。「當年做了很多資料蒐集，大部分是有關毒販、毒品的問題，研究了許多相關細節。」電影的主題主要圍繞毒販、線人和警方的關係而發展，內容講述一名警察如何在毒販與線人之間周旋，最後悲劇收場。
《行規》是第一批香港新浪潮電影，帶有紀錄片的色彩，由關錦鵬出任副導演，劇本的顧問是金炳興，負責執筆的是李茜。為了追求影片的真實感，不僅對話採現場收音，連配樂和所有聲效都如此，而片中的追蹤場面，是由翁維銓以手提攝影機拍攝，只為拍出現場的實況感。
「我拍《行規》，如同其他拍第一部戲的電影人一樣，擁有一份熱情，很專心地拍出來。」在所有作品中，翁維銓會選《行規》作為個人的代表作。
其後，他應邀替新藝城拍《再生人》（1981），以恐怖片的格局表達輪迴的觀念，此片實驗性濃厚，是首部同步收音電影。影片要在3個月內完成，翁維銓亦承認創作意念不成熟，「劇本也是邊拍邊改的，放了太多自己的東西進去，弄出來有點炒雜錦的味道。」
在1981年，翁維銓曾多次到新疆實地考察，1982年，他前往新疆拍攝《荒漠人》，談及哈薩克人的起源……歷盡困難險阻。他說，「我對新疆很感興趣，又很喜歡少數民族……事前的準備工夫是我做的，考古也是我的興趣。那時資金有限，只能拍21日，地方又偏僻，拍得成是奇蹟。」在《新疆：絲路上的中國情》的序中，他也詳細記述了在1981-82年間，籌備和拍攝《荒漠人》的種種經歷、遇到的困難和獲得的經驗。
羅卡曾指出，「翁維銓的紀錄片手法純熟，在此運用不錯，但人物性格和戲劇處理仍嫌生硬，細節不足，場面往往點到即止，未能發揮更強大的氣勢和情緒的感染力。」也許是時機和客觀條件尚未能完全配合，以致成績不如理想。
至於《三文治》（1984），則是部關注青年的社會問題影片。「我為這部電影，做了6個月的資料蒐集，到的士高泡了不少時間……」片中呈現青年人躁動的行徑，將他們魯莽而又不失純良的一面表現出來，筆觸非常寫實。
到1987年，翁維銓重新回歸他擅長紀錄片，與安祖亞‧高維爾合作，共同執導《金三角鴉片軍閥揭秘》，以爆大毒梟內幕作為賣點。
兩年後，他將《荒漠人》重新修輯配樂，集中記錄新疆的風土人情，改名為《迷城之旅》，於1989年放映。翁維銓完成這齣電影後，便完全退出電影的製作。
談及這10年的電影生涯，他坦言個人碰到最大的困難，源於自己所選擇的路線。由首部電影開始，他就以自己的專業知識、人脈為資本，建立創作及製作陣地，找外間合夥投資，進行獨立製作或合拍，而不依附當時的片廠制度。他身兼多職，將集資者、監製、導演、編劇、攝影師、發行人的角色一手包辦，事事親力親為。
「我不喜歡跟大片廠打交道，也不願意加入大公司工作，所以絕大部份的製作，都是採用集資的方式，獨立拍製的。」他在籌拍《行規》時，就採用「有限合夥」(Limited Partnership)的集資形式，一半以股份形式出售，一半自己出資，若果超支，就要自己負責。縱使與大公司合作，例如拍《再生人》，亦採取合作投資的方式，目的就是取得較大的自由度。
「我以為自己可以創造一個獨立的製片制度，將一切的工作全部包辦，其實一點也不容易。電影是群體的創作結晶，這是我面對最大的問題。」翁維銓慨然道出心聲。
攝影是心中樂土
從青少年時代開始，翁維銓已熱愛攝影，而且一直沒有放棄，即使忙於電影製作，他仍繼續堅持，還陸續將攝影作品整理成書，並舉辦攝影展。
「攝影是我個人表達自己的一種方式，可以自由創作，不像電影那麼複雜，也不用作出商業考慮。」他指出拍電影，需要盡量平衡其他方面，例如市場、投資者、演員、創作人員等的制肘，「拍電影是團隊工作，透過一組組鏡頭來表達自己，而負責演繹的，卻是你不甚了解的演員……」而攝影比較個人化，純粹表達一己的思想感情，可以自行操控。
「攝影，是我心中的樂土，亦是個人的追求！」
他偏好拍攝少數民族，也愛到落後的地區，例如緬甸、新疆、越南、泰國、遼國、老撾、柬埔寨等地。首先吸引他的，是那個地方，「我通常為了前往自己喜歡的地方，然後因應自己的興趣，找相關的專題材去做，讓自己『出師有名』。」
他對一個地方產生興趣後，便開始做資料蒐集，發展自己的意念，然後前往該地，或拍片、或攝影、或出版書籍……例如跑到新疆去，他創作了電影《荒漠人》，接着，還出版攝影專書。「我在新疆，主要拍攝人物，我希望我的照片能表達自己，豐富自己和別人的生命。」
前往一個地方，他一拍就是數年，甚至10年。「我想拍出自己的感受，要拍出一個地方的味道，沒有一段時間就做不了。」
早年，他在緬甸逗留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曾往該地拍攝金三角的毒品問題，也拍過玉石走私的題材。「我走訪緬甸金三角的部落，很愛當地的村民，喜歡他們的文化，他們勇於迎戰逼人的生活，很觸動我。」
驀然回首，早在1973年，翁維銓得到恩師黃宗霑的資助，在香港舉辦第一次個人攝影展。多年來，他已舉辦過多次展覽，亦出版了5本攝影作品集。
「我做過監製、導演、攝影，我其實只是貪玩，不想替人家打工，有什麼便做什麼，有時賺賺錢、有時花花錢……頭五個展覽，都是自己一手包辦，所有影集的相片都如是。」
他的第一本攝影集《總站‧終站》（1980），拍攝的是尖沙咀火車站的最後一天——1975年11月29日。他把最後一班火車離開的過程拍攝下來，將個人的感思及回憶保留在影像中。此書在2000年被香港文化博物館收藏，對他而言也別具意義。
其後，牛津大學出版社，也為他出版了《新疆：絲路上的中國情》(1986)、《秋水圖意》(1989)、《市集：古絲路上的生活和貿易》(1997)，以及《吳哥：中國古籍中的高棉人》(2000)四本影集。「我最喜歡的是《總站‧終站》，然後是《秋水圖意》，再然後才是新疆的兩本，因為頭兩本比較個人化，最能表達我的心態。」
至於新疆這兩本攝影集，則用作與外界溝通的橋樑，透過照片，「我希望給人看到美麗風光之餘，亦看到當地人性的純樸和天真，我拍攝市集，但焦點始終是人物……若沒有了人物，就失去了意義。雖然他們在生活和政治上有很多矛盾，但是還是有開心的一面。」
從事攝影多年，他強調，「攝影不僅在於漂亮的照片，也在於欣賞和學習你所拍攝的東西，我想透過攝影來與人溝通，表達內心深處的訊息，因此要先與主題溝通好，才可將之轉化到菲林上。」
對他來說，「攝影是希望能夠自由。」
作育英才在演藝
淡出電影圈後，至1996年，翁維銓轉為從事電影教育的工作，任教於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負責「監製及製作管理」（Producing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專業課程。
「我從拍攝紀錄片開始，後來又拍了好幾齣劇情片，既是監製、導演……也是投資者之一，所以知道如何去處理這些問題，也想跟年輕的一輩分享自己的經驗。」
在亞洲地區，很少開設這個課程。「學生要對市場有認識，才懂得選擇題材，還要懂得包裝，如果題材未能賣出，就很難找到資金……」
「好劇本出來後，就要開始想辦法處理好三件事，第一是找投資者、二是找編劇、導演、演員……三是找發行商或戲院商，例如『賣片花』，然後就可以去找專業的班底，例如攝影師、美術指導、後期工作、器材等。」這就是他的經驗之談。
事實上，拍電影亦涉及很多專業問題，「例如『合拍』的問題，如何跟合拍公司談判？如何跟與銀行打交道？如何處理法律上的文件？」
他繼而指出，「不少電影改編自文學作品，關於原著的版權問題，要跟出版社溝通，還有音樂版權的處理……也是要注意的，絕不能『一舊雲』。」對於這些製作的問題，全都需要認識。
在演藝學院，13年來，他教出不少學生，超過一半以上的學生，都從事這個行業。「近十多年來，很多電影人北上，與內地的電影公司合作，合拍的電影很多。我的學生學會了有關的知識，英雄有用武之地，大都能發揮所長。最近這一兩年，許鞍華的電影，也是我的學生做Producer……」
2009年，他退休之後，也曾為年輕人做Producer，「我協助他們去找資金，處理製作問題。其中既有紀錄片，也有故事片，大概有5、6部之多。其中有一位城大的碩士生，拍了一部長片，亦非常出色。」
投身教學工作，翁維銓自言也有所得着，「隨着香港教育水平的提高，電影的水準也有所提高，這班電影學生，全都有自己的主見，加上訓練有素，他們看的電影又多，還有漫畫書、MTV……學生很能掌握自己身處的時代脈搏，例如流行什麼，便放進自己的作品裏，我覺得很有創意。」所謂教學相長，他從學生那裏學到的東西，比他們從自己這裏學到的還要多。
還是很想拍電影
從教學崗位退下來之後，翁維銓大部分時間，都投放在攝影上，「近年，我大多去比較落後的地方，例如亞馬遜河流域、巴西，還有斯里蘭卡、印度等地。」
他沿着佛祖釋迦牟尼的足跡，由其誕生地，尼泊爾的藍毗尼開始，然後是鹿野苑……「拍攝比較困難，因為那些地方，聚集太多的教徒信眾，畫面比較雜亂，亦難於處理。」
有一段時間，他去了西藏東邊，跟四川的邊界地區，康巴族聚居之處，「這個民族的色彩很豐富，好colorful！我很喜歡。」
50多年來，翁維銓遊走天下，足跡踏遍四方，「出發之前，往往要做大量的資料蒐集，否則去到當地，只能走馬看花。尤其是前往比較落後的地方，更加要小心，不知道碰到什麼人，遇到什麼事。」他從70年代開始，已接受這種訓練。「我開拍《洛城的一天》之前，要做大量的資料蒐集，了解相關的歷史和資料，例如認識當地的華人如何被賣『豬仔』，鐵路的工種等等。」
資源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沒有資金，根本就不能成事。如果出發前，未能籌備好足夠的資源和資料，那就什麼都做不來。」
最後，談到未來的計劃，翁維銓透露：「我希望可以拍一套劇情片，作為總結。」
在題材方面，他想拍一個女孩子成長的故事，「我在多年前，看過一個短篇小說，只有十多、廿頁，一直很想將它改編，拍成電影。內容講述一個女獵人，如何完美地去做好打獵這回事。」他自行動手改編，己完成了一半，也會再找人幫忙寫成劇本。
「我先要搞好劇本，才去找資金。」劇本是先決，然後要好好包裝，才能找到投資者。
「有些學生提議我做監製，不要做導演，交俾年輕人做……」雖然一切仍在醞釀中，但已有兩成的機會，可以拍成電影。
我也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走進電影院，欣賞到翁維銓這齣全新製作的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