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往往把金錢與市場等量齊觀。衞道之士認為金錢造成腐敗的影響，其實誤把兩者混淆，他們不滿的其實是市場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愈來愈廣泛。
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在於市場和價格，無關金錢，其中金錢與市場更不可混為一談。所謂市場，實指交易制度或平台，而金錢則一般解作交易媒介或賬目單位，大多數經濟學說的主張都不關乎金錢有否在市場使用。
在協調市場中的交易與生產活動方面，價格可發揮兩方面作用：一、決定誰可使用交易的商品；二、把商品分配到最有價值的用途。
在市場中交易，價格是商品交換的基準，例如七分之二個西瓜的價格可換一個蘋果。換言之，一個西瓜的價格等於三個半蘋果，這裏商品的價格是以其交換所需數量顯示，而非金錢。
至於「以物易物」經濟，貨幣就更非交易媒介。只有在金錢用作支付方式或賬目單位的情況下，價格才會以貨幣作為表達方式，甚至指定以某類商品作為貨幣，歷史上金和銀都曾用作貨幣。時至今日，貨幣則通過政府的法令產生。
顧客購買同一種商品，通常付出相等的價錢，但並非所有顧客都會視所買的商品的價值相當於所付價格。不過，只要一買一賣出於自願，所買的每個單位至少應等同所付出的價格。
比方有顧客珍視其購入的商品，認為價值高於所付的市價，自然未必願意以購入價轉賣，除非能輕易以相同價格另購相同的商品（假設毫不費時失事）。
事實上，認為所購商品價值高於支付的價格，乃屬人之常情，因為不同物主對同一商品會有不同評價，例如同一條售價300元的綠色領巾，若我特別鍾愛綠色，則自然覺得其價值較高。
有些稀有或限量版商品，再難以原本價格換取。此外，部分人可能基於某些歷史建築或文物古蹟能喚起的回憶或情感（往往一廂情願，以為人同此心），而渴望保存、維護。
情感令物品有特殊價值
從經濟學角度而言，一件商品在物主心目中的價值高於市場價格，實在大有可能，若物主被迫以市價轉售，則難免視為其應有價值被貶損。至於售賣被視為神聖、受尊敬或表揚、莊嚴或蘊含珍貴回憶的商品，因售價未能充分反映其本人心目中的非凡本質，亦可視為貶損商品的價值。
以李小龍故居為例，實可視為具有雙重價值的商品。故居建築雖然本質上只屬一種商品，但由於與之不可分割的集體回憶，無疑別具特殊價值。假使能夠開放故居供10萬名訪客參觀，讓大眾重拾當年的美好回憶，每年帶給參觀者心靈上的收益可得500萬元；若把故居租予賭場，卻能帶來1,000萬元進賬，這又是否值得不惜貶損故居價值，放棄保存李小龍回憶，而寧取多賺的賭場方案？
即使能把李小龍故居改作價值較高用途，賭場方案會否貶低李小龍回憶？毋庸置疑，故居在訪客心目中的價值將備受貶損。又若把故居改租予孤兒院，帶來500萬以至1,000萬元收益，答案會否不同？究竟在改建用途各有利弊的形勢下，應作如何取捨？
市場主導的界限
辦法之一是由市場基於支付意願原則決定。又或考慮其他渠道如民意諮詢、民主投票，甚至聽天由命。根據由市場決定的方案，把李小龍故居改建為賭場或孤兒院等用途價值較高，才是較合適的選擇，而非保存李小龍回憶。
各方衞道之士一直反對由市場決定，反而主張採取某種政治方案，難道市場不懂李小龍回憶的真正價值，非要他們才能認清？抑或他們根本心知肚明，若由市場決定，結果難望如其所願，故索性藉政治手段碰碰運氣？
不由市場主導的活動
眾所周知，日常生活中很多活動都經由市場安排，從買賣水果、衣服、汽車以至其他千千萬萬種商品，均靠市場安排供應，但也有不少明顯例外情況，譬如說聘用僱傭兵參軍的情況未屬普遍，志願方式參軍和徵兵至今仍是主流建軍方式。以美國而言，所有士兵都是志願軍。
中學以至大學學位鮮由市場分配，通常必須經由甄選性質的考核篩選，而入學者一律須繳學費，清貧子弟則可獲獎學金資助。至於世界各地的醫療服務，則大都結合市場及非市場機制，以應付風險分擔及付費能力問題，類似例子不知凡幾。
為何並非所有活動都經由市場安排？為何經由市場安排的活動愈來愈多？市場的優勢在於能夠發揮效率，但當效率並非最終目標，例如講求的是平等而非效率，則經由市場安排就未必是最佳方案。其實，反對市場分配者無非因為無知，又或者因為害怕競爭會對其利益構成威脅。
養兒育女亦絕少可以經由市場安排。身為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家庭的開山祖師、已故貝加（Gary Becker）教授在其分析中顯示，家庭是養兒育女，尤其是培育資優子弟的最有效制度，即使市場亦有所不及。兒童在成長階段必須悉心照顧和栽培，過程長達數十年，其中涉及的抉擇不計其數。如此長遠的契約式交換和生產安排，市場實在難以勝任。
此外，領養兒童的市場安排亦包含不少變數，在培育資優兒童方面尤其如此。兒童有否優秀資質，往往難以在年幼階段察覺；及至年事稍長，又已懂得如何掩藏短處。除近親子女或孤兒以外，領養兒童並不普遍，反而有相當多的證據顯示，父母質素才是預測兒童資質的最佳憑據。
政府知所節制 市場才會有效
由於市場在安排各種活動方面效率日見提升，引入市場機制的生活環節隨之日增，因而在滿足個人及家庭生活上各種需要和要求的作用方面，亦逐漸取代其他制度。
舉例來說，女性地位日漸提升，正是就業市場擴大的結果。雖然在部分女性心目中，女性地位仍遠不如男性，但現時女性地位無疑遠勝於昔；隨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日多，其地位亦會持續提升。
不過，在安排日常生活不同環節的作用上，市場並非最佳制度，要充分發揮功能，政府必須保障私有產權、維持法治，並且確保公平競爭、市場自由開放；政府既須在維持市場正常運作方面時刻保持警覺，亦須同時在其他方面知所節制。
換言之，政府必須明白須適時採取干預或放任政策，才是有效的管治方式。歷史上，大部分政府都犯上濫權偏私的過失，以致反受制於某些利益集團，但此實為濫權之弊，而非市場引致腐敗。
伊朗有償捐腎
然而，衞道之士往往誤把濫權現象歸咎市場引起腐敗。商界並非唯一濫用市場權力，以獲取政治籌碼的利益集團，更非最有權勢或最有辦法的勢力。
此言非虛的實證比比皆是。對牟利機構良好管治和透明度的規管要求，例必遠比非牟利機構為高。雖然商業機構敗壞規管制度的現象時見，但非牟利機構更似不受任何實質規管制度制約，而學術界裏外更時有位居高位的衞道之士，為其說好話。
日常生活中的不同環節，不應一律由市場安排，家庭環節亦顯然屬少數例外。只有在市場作用勝過其他制度，而成為大眾首選機制的情況下，經由市場安排的範圍才會擴大。一般情況下，要回應社會需求，應以結合市場與其他制度的辦法為首選。
例如伊朗的有償捐腎，有其社經因素。1979年，伊朗革命導致該國在國外的資產遭受凍結，國庫更因歷時8年的「兩伊戰爭」而更形空虛，洗腎和捐贈屍腎所需的設施和法制，因經費不足而嚴重缺乏。伊朗政府於是初則資助國民往國外接受捐腎移植手術，及後由於經費無以為繼，唯有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容許有償捐腎的做法，後來更制訂出由政府規管的有償捐腎制度，贈予捐腎者一筆數額約3,500該國貨幣，作為捐腎義舉的謝禮；。及至1999年，該國再無輪候換腎者，而根據伊朗的獨特國情，市場安排成為應對國民腎病需求的一種可行選擇。
衞道之士不應動輒成為失效制度的代言人，反而應就如何加以改善出謀獻策，造福社會。關乎社會整體利益的遊戲規則，理應以倫理道德為依歸。合乎公義的社會，有賴社會上各項有效制度解決問題。市場影響力增加是因為它往往能解決問題。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Pixabay／CC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