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經濟學者奇怪地長壽。自己還要多活幾天才八十，諾斯卻先走了。他享年九十五。朋友問我會不會為諾斯寫悼文，我說會的，因為他欠着我，我欠着他，是兩筆不可用金錢量度的賬，不能加加減減處理，這裏由我說清楚對將來寫經濟思想史的會有點幫助。深知我和諾斯的以往關係的還有幾位健在，說錯了他們還有機會糾正。
我是1982年5月離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到香港大學任職的。諾斯大約在同時期離開華大。在學術上分道揚鑣是很普遍的事。然而，我離開華大約二十年後，竟然聽到美國曾經有一個華盛頓（指華大）經濟學派。再過十年聽到曾經有這麼一個學派，但失踪了。最近聽到的，是起自西雅圖的華大新制度經濟學派今天還在。究竟有否出現過這個學派不重要——重要的是西雅圖華大的經濟系當年確實是擦出了一點火花，今天看可見經傳了。
華盛頓經濟學派
做學問要搞出一個學派是非常困難的事。譁眾取寵或標奇立異的行為不會有作為。1990年，諾斯在一本書中提到：「交易費用這思考路向，從事者一致同意的只是交易費用的重要性，其他方面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我在這裏發展的交易費用路向，稱為華盛頓大學路向可能最恰當，其創始人是史提芬‧張。」諾斯是說有這麼一個華盛頓學派，而中心人物是區區在下。 McGee、Barzel、Kochin、Silberberg、Umbeck、 Hall 等當年的同事也會這樣說。我要在這裏澄清的，是雖然思想主要源於我，但華盛頓經濟學派的主要搞手是諾斯。
事情是這樣的。1969年的春天，博士後我正式出道，諾斯還沒有見過我這個人，也沒有讀過我的文章，卻寄給我一紙終生僱用合約，職位副教授，年薪17,000美元。知者嘩然——我的老師赫舒拉發當時直言是過高了。17,000究竟是多高呢？當時我在西雅圖找到一間自己很滿意的獨立花園房子，海景無敵，作價46,000美元。據說今天該房子之價逾百萬美元了。可能因為當時西雅圖的經濟不景，房價相宜，但17,000年薪當時是高過大部分的正教授。
1969年的秋天我到了華大，幾個月後諾斯找我，說：「正教授們剛才開了會議，其中 Vernon Mund 建議升你為正教授，大家投票的結果是一致通過，你要我怎麼辦？」我回應：「名頭你們可以保留，但加薪我樂意接受。」他說：「我要說服院長呀！給我一些你的學術文章吧。」
我早就知道諾斯聘請我時沒有讀過我寫的文章，這次他要我拿出升級本領的證據，就給他一篇十多頁的、1968年在《政治經濟學報》發表的題為〈私產與佃農〉的文章。 「只這篇嗎？」他有點不相信見到的。我回應：「還有其他的，但這篇應該足夠。」他不再問，而我在華大工作了十三年，諾斯只這一次跟我談及升職或加薪的事。
學者如諾斯罕也
從今天的經濟學衡量，諾斯是個很古的人。1952年獲博士，主攻歐洲的經濟史，今天經濟學的曲線或方程式他是沒有學過的。說實話，我認為他對歷史的研究不夠深入，而他對中國的史實不關心。諾斯的長處，是他重視思想，懂得判斷一個思想的重要性，喜歡鼓勵與維護一個思想的發展。他也喜歡把他人的思想搬進自己的文章，用另一個角度表達，如有問及，他從來不隱瞞思想來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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