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的再「諫言」：我們沒有值得盲目驕傲的資本

蕭功秦，湖南衡陽人，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是今時今日內地為數不多，敢於公開表達那怕與主旋律、主音調不完全協調的知識份子，在剛發表題為〈從200年看40年：中國人如何重建文化自信〉的文章中，他表示：「我們沒有值得盲目驕傲的資本。」

他表示，中國人經歷了百年的民族苦難與浩劫，到了1978年，痛定思痛，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本土的文化自信正在高調重建。這固然令人振奮，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國傳統的「天下中心」文化心理、極左思潮的潛意識，與虛驕民族主義的禍害。蕭功秦警告，這三者一旦相結合起來，加上虛擬網絡的疊加推展，「對於我們民族將是災難性的。」

文化優越感源於封閉的自信

蕭功秦表示：「眾所周知，華夏文明是世界上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然而，從地理上看，我們先祖生活的區域，處於遠離地中海的亞洲東部，當希臘、羅馬、巴比倫，埃及這些古代文明，如同環繞地中海這個『大池塘』的青蛙，發出此起彼伏的文明交響時，我們夏商周時代的古人，卻並不知道它們的存在。」

我們的文明「缺乏與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漫長歲月中，在相對孤立的狀態下，發育、生長、並成熟起來的。」、「久而久之，我們的古人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文化上的自我優越感，並形成了以自己為中心的『天下』秩序與觀念」。

「自秦漢以來2000多年的中國古人，是沒有歐洲人通行的國際觀念的。」、「天下觀念與朝貢體制，就自然形成了上自中國皇帝、士紳精英，下至普通百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這種文化優越感，實際上是一種封閉的「文化自信」。

中國人潛意識群體文化自卑

蕭功秦續稱，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國經歷巨大災難，最終摧毀了近代中國正統士大夫階層的文化優越感。此後相當一個時期內，近代中國人的極度的文化優越感，被一種群體性的文化自卑心理所取代，「這種全盤性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是人類文化史上前所未有，體現了激進知識分子對本國文化的近乎自虐的嚴厲批判。」

傳統的「天下秩序」文化心理，長期以來，已經積澱為人們的無意識與潛意識。在國家重新強大起來以後，會被重新激活，從「假死」狀態，一變而為真實狀態，並在某些人群中惡性膨脹，形成文化上的「返祖現象」，並迎合了社會上廣泛存在的盲目自大的心理。

他解釋道，近年來，一種以「厲害了，我的國」為標誌的虛驕民族主義思潮，在社會上盛行起來。為什麼國力強大起來以後，反而會出現虛驕的民族主義的回潮與膨脹？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解釋，由於中國人百年來受列強欺侮，強烈的悲情一直憋着一股氣，已經積壓了100多年了。於是有人認為，現在中國崛起了，中國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表達我們百年來壓抑的情感了。

中國十年動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對「階級敵人」的「格殺勿論」，到當今民間的「戰狼」網紅的「雖遠必誅」，其實，也只有一步之遙。（Shutterstock）

虛驕極左思潮結合民族主義

如果說，十多年以前，「天下中心」的虛驕文化心理，與大國民族主義已經有了結合的趨勢。那麼，當下中國，傳統的天下秩序的文化心理與民族虛驕心理相結合的同時，又會滲雜着另一種因素，那就是，10年文革大動蕩時代的極左思潮，在蟄伏多年以後，又在民間再次活躍起來。

中國十年動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對「階級敵人」的「格殺勿論」，到當今民間的「戰狼」網紅的「雖遠必誅」，其實，也只有一步之遙。他們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是高度同構的。其中一個近期的例子，就是當印度每天有數十萬人感染新冠病毒，每天都有數萬計的家庭因失去親人而痛苦，然而，在中國國內，卻有人興災樂禍地把印度人焚屍燒火的照片，與中國火箭上升時的火光照片放在一起，以形成鮮明對比。

而網絡世界的特點是把同質信息不斷地疊加，網絡使用者的信息不斷反覆固化，形成受原有觀念層層包裹的「同溫層效應」。網絡精英會自以為受到「正義」的支持者廣泛支持，他們生活於自己的「信息繭房」中，生活在自己製造的「觀念果殼」裏，卻自以為掌握了「宇宙的真理」。網絡時代的民粹主義，其嚴重後果更甚於「廣場民粹主義」，它會讓人類的常識理性在公共空間被迫邊緣化。

重思中美關係發展權威主義

蕭功秦去年9月發表的〈中美關係的新思考〉分為三部分，上篇指出中美兩國應避免惡性互動；中篇解析美國戰略文化的特點；和下篇講解如何應對中美博弈的新格局。全文頗長，也有其他人士作過介紹和引述，不贅。文章的中心如下：

如果我們沿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來解讀中美博弈，美國則會認定中國是在動員全世界的共產黨，聯合起來對付「國際帝國主義」。這樣的雙方惡性互動，會變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美國保守、反華派則如魚得水，會以此來「證明」中國是「復活了的紅色帝國」、「我們並沒有值得盲目驕傲的資本」。

蕭功秦認為，當民主不僅僅是一種美好價值，而且是社會整合與利益協調所必須，這時，如果不搞民主，社會問題就難以解決。（Shutterstock）

蕭功秦是80年代中期內地「新權威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其學說一方面是面向西方，指西方人最大的誤解是，把中國的一黨領導下的體制，視為「極權體制」（Totalitarian Regime），這個概念把列寧主義、斯大林、法西斯主義，都用「一黨政治」來概括，並將它們混同為同一類體制。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猶如二戰後日本、南韓和新加坡，在經濟發展初期需要政府具有強大的權威，以確保轉變時代的政治穩定。他在2016年〈新權威主義如何走向民主〉一文中指，新權威主義體制與改革開放以前的傳統集權體制最大的區別在於，它是順應環境挑戰過程的歷史產物，在民主化的社會條件逐漸成熟時，「新權威主義走向民主也將是大勢所趨。」

他當時預計，「當市場經濟比較完善後，經濟多元化、社會利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之間的相互協調與整合，需要民主制度，當民主制度成為社會整合與協商的必要治理工具，當民主不僅僅是一種美好價值，而且是社會整合與利益協調所必須，這時，如果不搞民主，社會問題就難以解決。」

但事物其後的發展，是否沿着蕭功秦和其他「新權威主義」人士所樂見的方向發展，或以「非人們意志為轉移」和「宿命」地展現，值得深思。可幸的是，中國還有不少學者和知識份子，鍥而不捨地為此探索和發出「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