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似乎再次進入了一個激進化政治甚至新型革命的時代。對革命的態度，東西方表現很不相同。例如，在西方，對革命的研究（學術和政策）已經成為一門顯學，主要表現為對社會運動和抗爭政治的研究。但在亞洲，人們對革命的研究並不多，除了那些想革命的人，革命似乎成了政治和經濟精英想竭力迴避的問題。
類似的不同，主要是東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近代以來，儘管西方世界的政治體制也是革命的結果，但發展到今天，具有了很大的能力來容納抗爭政治。革命不會導致政治方面的顛覆性變革，而影響到現存政治和經濟精英的生活。實際上，民主政治既是西方妥協性政治文化的產物，發展到今天也已經成為最為保守的制度。在民主制度下，任何社會力量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維護自己的利益，一些社會力量（往往是底層社會力量）的抗議和反叛，改變不了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制度大局。法治是政治和資本精英共同確立的。在法治的調節下，民主實際上表現為政治權力和經濟財富的統治。政治和經濟精英能夠容忍社會力量的抗爭，因為不管怎樣的抗爭，都改變不了權力和財富統治這個結構性因素。
亞洲社會則不一樣。在亞洲，傳統社會的革命非常簡單，就是「改朝換代」，換了皇帝，革命就結束了，生活就回歸正常。對大多數人來說，革命之後什麼都沒有變化。亞洲近代式的革命是從西方輸入，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制度，也是近代革命的產物，但在革命之後，亞洲政治和經濟精英就傾向於促成社會回歸傳統，重新處於平靜狀態。同時，因為缺乏妥協性政治文化和法治傳統等因素，亞洲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精英也非常擔憂自下而上的革命，可能會促動比較大的政治變革，導致社會的無序狀態，影響社會的正常運作，也影響他們的既得利益。西方式的革命似乎和亞洲政治文化格格不入。如果說西方政治和經濟精英用「釋放」革命的能量（即容許抗爭政治的發生）來預防革命，亞洲政治和經濟精英常用控制革命能量的辦法來預防革命。
從全球狀況來看，直到今天，在革命方面，西方仍然處於攻勢，而亞洲處於守勢。西方各種政治力量向亞洲國家輸出革命（例如「顏色革命」），而亞洲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在苦苦抵禦着這種革命。
對亞洲社會的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對革命並不熱心，因為革命往往是換湯不換藥。對主導社會的亞洲政治和經濟精英或者既得利益者來說，抵禦革命並非毫無道理，因為革命對他們來說包含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或者弔詭（paradox）。這裏要討論的當然是近代以來的革命，而非傳統革命。近代革命和傳統革命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近代以來的革命往往是意識形態、價值觀和理想為先導的，包括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社會平等等等；而傳統社會的革命則是具體利益導向的。傳統革命非常有限，通過革命拿到了一些具體利益之後（例如得到皇位或者一塊土地），革命就中止了。近代革命則是無限的，因為革命的目的往往是價值和意識形態的實現；價值的實現不是可以用數量來計算的，而是可以無限地進行下去。
在對待革命的問題上，人們往往側重於革命之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的變遷，但經常忘記去探討革命對社會上各個個體的影響。實際上，從個體的角度來看革命，人們更能看到革命的弔詭。如果理解了這些弔詭，也不難理解既得利益者和革命者之間的鬥爭了。
革命的不同社會群體
革命往往包括幾個主要的社會群體。第一個群體是革命的領導者，中間又可以分為兩個群體，即烏托邦式的理性主義者和現實主義的理想者或者功利主義者。第二個群體是革命的積極參與者和支持者。第三個群體是革命的同情者。他們同情革命，但不見得參與革命；即使參與，也不是為了自己的直接利益，而是同情革命者或者革命者所體現的價值觀。第四個群體則是旁觀者。第五個群體是不參與者，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反革命者，而是非革命者。第六個群體便是反革命者，這個群體往往是現存體制的既得利益者。
一場革命之後，會發生什麼呢？
先來看領導者。革命之後，領導者群體必然分裂，就是理想主義者和功利主義者之間的分裂。理想主義者想通過革命實現其理想，而理想的實現毫無止境，因為沒有任何指標可以衡量理想和價值的實現。功利主義者或者人們平常所說的務實派則不一樣，對他們來說，革命充其量只是工具，是實現他們某種公共的或者個人的具體利益的工具，例如公共層面某些具體利益的實現（如土地的再分配和新制度的確立），又如個人層面，成為當權派或者得到財富等。在實現了這些具體利益之後，他們就不想再繼續革命，而是想維持現狀。這樣，和理想主義者的決裂不可避免。
理想主義者往往下場最慘，功利主義者獲得最大的利益。人們往往用「識時務者為俊傑」來形容功利主義者。當然，功利主義者也並非簡單地歸結為沒有理想。很多功利主義者也是理想主義者，但他們具有足夠的現實主義感，知道現實是怎樣的，知道革命從何種程度上可以改變現實，在何種程度上又不可改變現實。歷史上，很多健全的制度都是由功利主義者建設而成，而非理想主義者。過於理想，反而建設不成對現實具有意義的制度。
從法國大革命到今天，理想主義者尤其是烏托邦式的理性主義者，往往沒有好下場。在革命過程犧牲的往往被稱為「英雄」甚至「烈士」，而在革命之後犧牲的，則往往是「人民的公敵」、「階級敵人」、「叛國者」等等。 英雄和烈士很容易理解，但後面的這些稱呼往往難以理解。不過，革命之後，理想主義者成為犧牲品也不難理解。首先，這個群體在革命之後很容易演變成為功利主義者的敵人。一個不想革命了，一個還想革命。很多理想主義者都是被過去的革命戰友所懲罰的，要不被流放，要不被關到牢裏，甚至被處死。第二，這個群體也很快會失去社會力量的有力支持。
對第二個群體即革命的參與者和支持者來說，不能處於長期的革命狀態。革命必須是有限的。革命之後，他們希望很快回歸到正常的生活。這個群體原來是革命的支持者和參與者，一旦革命告一段落，他們中的大多數就不再支持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也因此很快就會失去社會的支持。但這個群體中的大多數，會支持功利主義者的路線，並從功利主義者的路線獲得利益。
中間群體左右革命結果
對第三、四和五這三個群體來說，革命或者不革命，對他們來說變化不大，甚至根本沒有變化，革命對他們是換湯不換藥。對同情者來說，他們儘管對現狀不滿，偶而會參與革命，但革命之後，很快就和其他群體一樣，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對革命的成功或者失敗沒有太多的心理影響。儘管如此，這部分人卻是左右革命結果的關鍵。因為其數量最為龐大，這個群體對革命支持、反對或沉默的態度變化，將直接左右革命的結果。
第六個群體，即反革命者的情況也比較複雜。他們往往是現存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掌權者，或者是受惠於現存體制的。在革命過程中，這個群體中的很多人會被殺、坐牢或者被流放。革命成功之後，這個群體會繼續被懲罰。但如果革命失敗了，他們就反過來會懲罰革命者；那些在革命過程中被反革命者所懲罰的人，則往往變成英雄或者烈士。
自近代以來，各國已經發生了不同形式的革命，但上述現象見於不同形式的革命，無論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直到21世紀的今天，革命的這種性質和結局也沒有什麼變化。不過，成為革命領袖和發動革命的方式，則發生了激進的變化，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是一個社交媒體的時代。革命所能動員的力量和所能產生的影響，很輕易地擴展到國內和國際的各個層面和角落。
在個體層面，社交媒體使得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革命家，都可以通過社交媒體動員到相當數量的支持者和參與者，可以使用社交媒體把其理想和價值有效傳達給社會大眾，獲得更多的同情者。在國際層面，社交媒體可以賦權革命家，超越國界去尋求人財物的支持力量。同時，社交媒體也使得革命者更具有軟力量，即話語權，把一場地方性抗爭和全球性的革命話語，例如民主人權等有機結合起來，把本地的抗爭和全球性抗爭結合起來。同樣，各種全球性的政治理想或革命理念，也在積極尋找契機，地方抗爭則為這些政治理想者和革命家提供機會。
同樣重要的是，社交媒體時代的革命領導者和參與者，已經大大年輕化。年輕化是社交媒體時代革命的主要特色。之前的革命大都需要年齡的限制，沒有一定的生活經歷，很難成為革命的參與者，更不用說是扮演領導角色了。但在社交媒體時代，領導和參與革命的方式變化了，無論領導革命或參與革命，虛擬形式是主導的，而虛擬是沒有任何年齡限制的。
儘管革命可以捲入千千萬萬的人民，但革命總是少數人的事情。不管革命的話語多麼漂亮（如「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等），革命總是少數精英對少數精英的事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和希望取而代之的人之間的事情。對被動員進入、被無辜捲入的普通社會成員來說，革命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相反，他們要承受大部分犧牲。儘管很多革命領導者和積極分子也會因革命的成功或者失敗而犧牲，但普通社會成員承擔了大部分的犧牲。
今天，在新型革命來臨的時候，每一個人都必須做好準備。一旦革命形勢形成，人人都逃避不了革命。即使人們不希望革命，革命也會找上門來。對社會的大多數來說，儘管革命經常是換湯不換藥，可一旦革命發生，也不可避免地要經歷這個過程。在革命面前，人們必須做一個理性的選擇。但不幸的是，儘管大多數不想革命，但這個大多數往往是沉默的，結果賦權少數人革命的能力，而自己則被動地受革命的影響。這也是革命的另一個弔詭。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