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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性保守政見
部份左派自由主義者或會因為其批判市場的內容而推崇此書，但這派論者應注意書中之論其實是保守派的反動觀點，其中含義對自由派所珍而重之的種種原則，更足以構成威脅。
首先，Sandel 的批判論點，只適用於其自身所處的時空和地域，但回顧歷史，在社會上獲接納為可以買賣的事物，包括奴隸、公職（甚至稅收）、軍階、選票、婚姻，以至所謂的「天堂捷徑」等等。他的道德層面分析，似乎始終只局限於某個時間地域的社會規範。
其次，他的腐敗論點，始終未能明確區別社會所能接受的規範與道德界限。假若他遲30年才出生，則今時今日不少新事物，想必會被他視為合乎正道。由此可見，其論點實包含極重的保守派偏見，力求保存事物本來面貌，所依據的是靦懷童年心態，而非從道德上出發的論點。對「擁抱回憶一派」而言，靦懷童年心態自然深受歡迎。
再者，Sandel 又假定市場交易安排，定必遜於另類「合乎道德」的關係，但自由派亦深明傳統社會即使表面上講求仁義道德，以社會團結為重，骨子裏卻往往造成不公義及腐敗現象，根本無異於市場機制，更尤其易於造成窒礙社會低下階層，特別是女性的個性和自由的沉重道德枷鎖。例如女性主義者就一直基於自由和平等，爭取女性從工作中賺取報酬的公民權。
以荷蘭政府提供的幼兒護理津貼計劃為例，國民可通過計劃付錢給其父母代為照顧家中幼兒，計劃的理念是祖父母所提供的護理應被視為正職，可理所當然地獲得報酬，計劃在該國大受歡迎，也屬意料中事。若從 Sandel 的論點觀之，付錢給父母代為照顧幼小，令祖父母對兒孫的愛變質，但這聽來完全不對。事實上，有關付費安排既可舒緩父母要求其上一代為其照顧子女的歉咎，亦可減輕祖父母似因道義責任所迫要照顧孫兒的壓力，對維繫三代之間的親情反而有益無害。
以道義為由、強人所難的行徑很多時候被稱為「利他主義」，往往由於不涉及金錢交易，不過如此定義實在荒謬，無異於告訴我們在情感上勒索親友幫助自己合乎道義，而付錢購買服務則被視為自私和敗壞情誼。
第三，腐敗概念早已與政治保守主義中的排斥異見傾向掛鈎，以此支持種族主義政治的做法即屬一例。自由派對任何「純粹」或「污染」之說應時加警剔，因為這種說法無非是濫權口實。對於付錢買明星簽名棒球被視為有損尊敬真義而應禁止的論點，實為中東神權政治國家的管治原則，而非自由派的世界觀。
最後，Sandel 也在書中提出社群主義政治哲學。尤如一眾衛道之士，作者急於將一切關乎價值觀的問題加以政治化。他認為社會群體應撫心自問：「教育和棒球等事業究竟所為何事？」從而斷定如何予以評價以及如何對待。其論點中從未觸及此一政治層面，也許因為他心知肚明，讀者大都不願接受如斯有違自由派原則的政治觀。
自由派堅決將私人與公眾範疇分家，並不認為政治應決定社會上眾人應如何評價棒球，或禁止違反有關價值觀的行為。相反，自由派故意留有空間讓每個人透過自由互動，自發產生新規律和新價值，且樂見甚至決心維護多元價值，皆因即使理性的討論，總亦難免出現意見不合的情況。
Sandel 似乎認為社會總能對有關價值問題決定唯一正確答案，並認為可透過民主政治去發現。本地以至海外政治活躍份子往往高呼到社群中提高意識和發掘意見，說道民主理應如此，其實多是以強制的說教方式取得政治認同而已。
Sandel 的非自由主義作風也屬意料中事，畢竟他當初成名，靠的也是針對羅爾斯（John Rawls）政治哲學的論點，即使 Sandel 在抨擊市場方面似是同道中人，但擁護自由的信徒，包括支持監控自由市場的人士，對他在書中揭示的路向亦應有所保留。
正視錯置焦點
Sandel 認為應透過公開辯論，以決定應否容許大眾利用價格作為合作或分配有限資源的手段，問題是這似乎假定市場實屬貪婪之輩所構建的空間，而非自然形成的過程。他指出人體器官交易、棒球賽特權門券等種種令他不齒的作風，但他鄙視的不過是一般人的行徑、貪婪以至精英主義，而非交易機制。問題是：究竟是人造就市場，抑或是市場造就人。
Sandel 認為是後者。他認為世界冷酷無情，貧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富者則利用經濟力量操縱世人，政府則屬備受貪婪之輩壓迫的忠良角色。正如書中所述：「要市場規行矩步，只能寄望公開與大眾探討我們所珍視的財貨和規範究竟意義何在。」
但究竟「我們」指的是誰？
社會上出現赤貧一眾是個道德問題。根據國際標準，2014年香港的貧窮線為四人家庭月入16,400元（美國的相應貧窮線為15,760港元），約相當於全球平均入息的水平，在印度則可視為家境安逸的中產家庭收入。此事為何如此重要？因為 Sandel 並未能解釋為何香港人不必理會孟加拉日賺只得一元的赤貧者，反而應關注炒賣免費公眾音樂會門票的「不公平」和「腐敗」問題。
把香港社會或天水圍、深水埗居民看得重於世界各地貧困者，包括孟加拉貧民，實為社群主義盲點之誤。可惜 Sandel 並不在意，若能為印度 Sahil 所出產的棉花引入自由市場，當大大改善當地人的購買力。
Sandel 未能正視真正的道德問題，亦即貧窮以至赤貧如洗的問題，反而只顧建議從調整票價入手，以致紐約中央公園的免費周年莎劇公演人龍不斷。我對社群主義從來不感興趣，視之為過於狹隘與保守。
參考文獻：
Michael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2013.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