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納稅人對教育的慷慨資助，不是舉世無雙也差不多了吧。花了那麼多錢搞教育，效果又怎樣呢？這是個尷尬問題。從美國回港任教17年，我個人的感覺是，香港的學生讀書考試很有兩手，但從學問的角度看，則乏善可陳。
近幾年來，香港推行教育不遺餘力。政府激增教育經費，大力推行委員管治。關心教育的人愈來愈多，言論此起彼伏，好不熱鬧。我覺得好些專家的言論深不可測，聽不明，看不懂，但自己既然不是教育專家，也就算了。然而，年多來我見到楊老弟懷康在《壹週刊》屢次大發牢騷，和教育專家們過不去，我沒有細讀他的文章，也想回應一下。這不是故意偏袒楊老弟，而是認為他是後一輩中，中、英語皆有水平，而文筆以外也有學問，他發的牢騷我們不能等閒視之。
我是搞學問的，但不是一個教育專家。在學問上，我的缺點很明確：30年來不讀書；中文下筆別字應有盡有；英語文法錯得一塌糊塗！但也有過人之處：中英二語不分高下，行文清楚明朗；古、今、中、外的學問，我所知的足以在《信報》擺擂台。提到這些，是要說明我是個完全不依傳統教育規則來追求學問的人。因此，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談教育，觀點不一定對，但別開生面，對教育之道提出另一種看法，有點意思吧。
簡單地說，我是個純從興趣出發而搞學問的人，半點其他意圖也沒有。我認為興趣是由自己發掘出來的，而這發掘的第一步，是要找出某門學問的一些重點。我認為拜師求學，不是要求老師的知識，因為他的知識可從書本、文章上讀到，而是求他指點迷津，學他的思考方法。我也認為人類的知識是一個巨大無比的金礦，也是蘇東坡所說的清風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要爭取，金錢不管用，但要大費功夫。
很不幸，以上這些，香港的學生不知道。你不知，我不知，他也不知，大家都不知，學術氣氛就搞不起。回港教學17年，我從一開始就意圖在自己的系內搞好學術氣氛，但老是舉步維艱。近幾年，校方給我們較大的自由，同事之間的學術氣氛有明顯的改進，但因為沒有學生的協助——沒有學生在課室之外不斷地跟教師研討——成果怎樣也及不上美國大學的一半。
是的，香港的學生永遠是以工作的出路——或為印在名片上的名銜——而讀書的。可不是嗎？幾年前政府說有兩萬個山坡要處理，申請讀土木工程的就人山人海，此前稱霸的電機工程就不能不退位讓賢。也是幾年前，學生不肯定回歸後香港的法律行業會怎樣，港大法律學院的收生收得很差勁；今天，該學院收生的成績變得大有可觀。諸如此類的、變來變去的例子，我在港大見過不下十次。當一個中學生跑來問我選修哪個學系為上，我知道他不會是為興趣而問的。我今天對類似問題的答案，千篇一律：不要選出路，選興趣，因為今天出路這系好，畢業時可能變了卦。
香港的學生對學術提不起興趣，人浮於事當然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署管課本，考試局管考試、成績，大學資助委員會管衡量，管研究。香港的學生於是從幼稚園起就為考試而讀書，考試以外的知識他們漠不關心；中學的老師是以學生的會考成績來定高下，老師自己有什麼啟發力，有什麼創見，膽子再大也不敢搬出來。
近幾年，大學教師的研究，在委員的審核下，是以文章的多少及發表學報的國際性為依歸，有沒有內容，是否「有料到」，就完全沒有顧及。委員們似乎不知道，一個稍有分量的創見，一個稍有影響力的發現或觀點，往往是十年八載的功夫。
我說自己不是個教育專家，是衷心話。但我說的是正規的香港教育，非正規的我倒有兩手。舉一些例子吧。
1970年，我的一個外甥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跑到美國去跟我讀書。孺子可教，只六年他就拿到博士。我教他什麼呢？第一，週末要跟我去釣魚，不准讀書。第二，垂釣或下棋之際我教他怎樣找重點，尋興趣。第三，選老師時不要管教得好不好，但求老師博而深。這位外甥的名字是S. Y. Chiu。今天，在國際學術上，沒有一位研究細胞的學者沒聽過他的名字。1979年，我替兩個在廣州的外甥女辦手續，帶她們到美國跟我讀書。到美之初，她倆面有菜色，英語目不識丁，但六年後因為有學問而有了專業。是的，70年代，有十多個在香港進不了大學的學子，到美國跟我求學，都有類似的成果。
其實，我這個非教育專家的所謂教育，教來教去都是那幾句。學問要從興趣入手，在重點出擊。腦子要多休息，但讀書時要集中，心領神會。任何科目，值得讀的文章不多，所以選文而攻之所花的時間應該比讀的時間長。讀不是信，而是考慮，所以每有會意，就要停下來細想。選老師的唯一準則，是學問的水平，不顧其他。發問很重要，所以要想好題目，一見到老師就問。如上所說的法門，顯淺不過，但全部都是與香港的教育制度脫了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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