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東京法政大學第99屆畢業生，對今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試題之低劣，大為憤慨。其提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引來千夫所指，萬人唾罵。考評局在全城指罵聲中仍然有點為難地取消該道試題。
試題中的資料C和資料D，被指責有所誤導，卻暫時未見有人質疑，是否就如出題的官員所說，引用了真正的史料？其實，該題引文都是支離破碎、斷章片言的「碎料」，根本就不盡不實，企圖誤導考生，欺瞞世人！
下面就檢視資料C和資料D（圖1），逐一指謬匡正，還原歷史真貌。
一、資料C：下文取材自1905年出版的日本法政大學校長梅謙次郎的一篇文章。
以上沒有說明取材自哪一本書。翻查母校法政大學刊有校史資料集，其中第11集是《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特集》，但原文是日文，那麼資料C的中文是怎樣譯過來的呢？猶幸藏有此書的中譯本──《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紀事》（註1），當翻到第92和93頁（圖2），赫然看到和資料C完全一樣的文字，只是作了大量刪節（我不知道出試題者是從網上得來的資料還是自行刪節，但「范源廉」就誤為「濂」），史事就不夠全面，明顯走了樣。其中最重要是刪去了原題：《法政速成科之雪冤》。下面讓我先來簡述法政速成科的開辦與時評。
梅謙總理（其時不稱校長稱總理，現在日本稱大學校長為總長）文章提到范源廉來求開辦速成班。其實同去的還有曹汝霖，而且是由曹約梅謙的（參見曹汝霖《一生之回憶》）。范有開設法政速成科之想，主要希望速成培育政法人才。但范不是專攻法學，故請專習法學的曹汝霖想辦法。曹認識法學大學者梅謙博士，遂能約期拜訪。由於正規大學課程不會有特別安排，是和日本學生一同上課，這就先要掌握好日語，須要攻語言關一至兩年，若加上完成大學課程，就得六至七年。當時清廷欲行憲改法制，急需法政人才，范源廉便懇求開辦一年以內修畢的法政速成科。梅謙曾表示：「於一年內教完，幾不可能。且扣除通譯所費時間，實際所剩，不及半年，所以難言十分成功。」這段文字，資料C沒有收錄。原來速成班是有翻譯員在課堂上翻譯，講議亦已譯成漢文，所以不用學曉日語，便能入讀。因此速成班的學生每月除繳付學費三元外，還要交翻譯費一元。後來，曹汝霖和范源廉便當上了速成班的翻譯。再說梅謙經不起范的懇求，才勉強答應，大學方面亦作試驗來考慮。但半年之後，范亦感太短促，「建議延長至一年半。」梅謙亦作答：「予自始即言非一年半不可。」
法政大學辦的「速成科」，在有限時間內，教者循循善誘，學者孜孜奮求，雖未能全面掌握法學課程，但成績是受到好評的，何況學生資質甚高，有些已是舉人、翰林，更有狀元夏同龢，他們求學上進之心是令人敬佩的。
只可惜參照法政速成科來開辦的學店即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他們覷準不少富家子或貪慕虛榮者要來東瀛泡浸一下，取個學位回鄉炫耀一番。這些無心向學之徒，到了日本吃喝玩樂、沉溺酒色，到處傷風敗俗、胡鬧生事，令日本人大為反感。而學店就只顧發財，「有以三個月畢業者，有以六個月畢業者，甚至學科由學生而定者，迎合學生之意」（註2）。在社會的輿評下，梅謙就撰寫這篇《法政速成科之雪冤》，以作表白申辯。他的結語是：「唯余所希望，更多清國留學生能先學好日語，修習正式法政學科，我法政速成科不必存在之時期早日到來。」
1906年8月，清廷舉行歸國留學生錄用考試，近百名報考生中，大多數為留日學生，結果全員不合格，前五名同是留美學生。據說考試的內容頗有針對性，但消息公布後全國嘩然，日本教育界也大為震動。隨之而起是急停速成科招生，法政大學於1908年4月的畢業禮後，便將分校之校舍關閉。
1905年底，日本為爭取清廷承認他們在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權益，便頒布《清國留學生管理規則》，既藉詞規管品行不良的學生，也同時箝制加入同盟會的留學生，釀成罷課和退學歸國潮。
法政速成科加速掀起清末留日潮，從而引起上述種種史事，有功過、毀譽的論爭，梅謙也為速成科作了總結，試問怎可能用資料C這樣一段文字（而且做了手腳）來導引、參考呢？同時提問用上「利多於弊」，請問教育是講利益輸送的嗎？如同市井那句「塞錢入袋的嗎」？其實清末民初一大批留學日本的學生，對近代中國帶來巨大的影響，但絕不能用利益來衡量，下面的總結再作說明。
二、資料D：引文一取材自黃興於1912年1月寫給日本政客井上馨的一封信。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並即面對兩大難題：
（一）爭取外國政府的承認；（二）財政問題。尤其是財政上的問題更加緊迫，因為新政府庫房空虛，而且還要購買軍火，準備和袁世凱談判破裂時，再開火決戰。
黃興在11月底失守漢陽之際，痛感清軍使用的是德國精銳武器，又有德國顧問在戰場指揮，因而敗退。同時，早在10月下旬，清政府火速簽了合約，向日本購買價值270多萬日圓的軍火。黃興情急之下，在12月5日，派何天炯前往日本，「籌措軍費，購買槍械」。日本國會圖書館「井上馨關係文書」，就藏有黃興手書致井上馨函（不是引文的函件，而且該「關係文書」無收藏引文的函件），除了請井上馨「鼎力提倡，俾得各國之承認」外，更提到「敬託何君天炯代陳一切」（註3）。該關係文書還有孫中山致井上書函。
黃興在籌組政府時，向三井洋行借了30萬日圓，並由張謇作保（註4）。
上海都督府、廣東陳少白軍務部長和各省政府，都派出代表，前往日本借款購軍火。1月24日，上海都督府和三井物產簽下30萬日圓借款合同，訂明要向三井購買25萬元武器。總計1912年上半年，三井物產運抵上海的軍火，總值285萬日圓。但收到的武器，大多是日俄戰爭中的廢槍舊炮，而且利潤甚高，如一把處理的槍支，以三、四日圓來價，賣給革命軍提至25元。（註5）
日本的軍火商，既向清軍、北洋軍出售武器，又借款南京臨時政府，收息再賣出軍用品，左右逢源，大發戰爭財，請問考評局出卷的相關人員是否同意是弊多於利呢？
三、資料D：引文二取材自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三井財閥於1912年2月簽訂的一份合同。
天啊！相關人員是真懂還是不懂？這個合同早已取消了！
誠然，漢冶萍合同的簽訂是一宗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很容易弄錯，既然出題的人也認識不清楚，又何以去考學生呢？限於篇幅，下面只能簡要地述說這段史事。
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是由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於1908年合組而成，由早期的官辦，轉而成為官督商辦，盛宣懷持股約三分之一，是中國最大的近代企業。但經營不善，唯有向日本最大的國營煉鋼廠八幡製鐵所借款，然後以大冶的鐵礦用作還款。日本有精煉鋼鐵的技術，但缺乏鐵礦，因而盯上了大冶的鐵礦石。辛亥革命後，盛宣懷擔心漢冶萍公司落入南京政府手中，便秘密和日本洽商，請日方以借錢形式來入股，使漢冶萍置於日本的保護傘下。
秘密談判由上海移至大連，再到日本神戶。日方出面的有八幡製鐵、三井物產和有關銀行，背後還有日本政府。盛宣懷處境困厄，日方趁機抬價，拋出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南京臨時政府聞悉，孫中山派何天炯攜其電報至神戶，告知盛宣懷，如答應日方提案，須捐500萬日圓給革命政府，則可保護其財產。黃興亦發電報給盛，請他向日本借款500萬元。日方則強調合辦公司不成，則拒絕借款。最終於1月29日，盛宣懷在神戶簽訂了合辦的合同草案，另有南京臨時政府、漢冶萍公司和三井物產之間簽訂的《事業契約書》，即借款合同。根據這一系列文件，漢冶萍從三井物產借得300萬日圓，其中250萬元提交南京政府。但合約須經漢冶萍股東大會通過。消息傳出，社會上一片沸騰，因為1911年的「保路運動」就是反對將鐵路主權出賣給外國，並因此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南京政府即召開參議院會議，議決：「不經參議院承認，獨斷專行，係屬不合理之處置。該借款合同應即取消，政府應退還業已到手之借款。」（註6）廢除合同，孫中山和黃興也同意遵從。（註7）3月22日，漢冶萍公司股東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441人，全體一致否決了合辦合同，使之成為廢案。（註8）
但日本仍然沒有放棄取得漢冶萍，1915年在提給袁世凱的《二十一條》，在第三號二條，再要求合辦漢冶萍公司。結果又在中國人民的反對聲中廢止。
總結
三段引文是這樣的斷章片言兼失實，同時要和提問的A和B去接上關係，然後作答，也真是難為了學生。唉，該怎麼回答呢！至於C的提問，卑劣冷漠，不知是何用心，不屑一答！
清末民初赴日留學的青年大約有5萬多人，他們回國後，很多都成為國家的棟樑、社會的精英，為推動中國的新文化、改革社會的各種體制，作出了巨大貢獻。這裏面就要講利益輸送嗎？硬要這樣說，就是褻瀆了教育。日本着名學者實藤惠秀在總結分析那悲慘的戰爭時，沉痛地寫出下面這段說話，很值得大家一讀：
「留日學生從日本人學到近代知識，和從他們得到輕蔑的對待，混和了他們自己對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政策的憤恨，產生了強烈的愛國心和民族意識，終於使他們團結一致，抵抗日本……作為留學生第二故鄉的日本，竟然淪為難以饒恕的敵國，真是一個大悲劇！」又說：「日本接納了5萬名中國留日學生，並負起教育之責，但其後八年對中國大規模的侵略戰中，卻蹂躪廣大中國領土，殺害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二者之中，我們有必要作出理智的比量。」（註9）
最後，請問出卷的相關人員，你們是深知還是不知道引文的史事，倘是深知，何以有如此多錯漏？如果不是深悉熟知，那麼你們還要坐在那裏幹什麼呢？
註：
註1：裴敬偉譯《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紀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15年，92 至 98 頁。
註2：黃福慶著《清末留日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83年， 286 頁。
註3：湯志鈞編著《乘桴新獲−從戍戌到辛亥》，江蘇古籍出版，1990年，390頁。
註4：薛君度著《黃興與中國革命》，香港三聯，1980年，111頁。
註5：俞辛焞著《辛亥革命時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14至115 頁。
註6：詳見註5 之引書，122 至 133 頁。
註7：同註4引書，112和216頁。又盛承洪主編、易惠莉編著《盛宣懷與日本》，上海書店出版，2014 年，221 頁。
註8：同註5 引書，134 頁。
註9：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學，1982 年出版，307 頁。
原刊於《大公報》，本文未經刪節，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