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飛：中英博弈、青年才俊團與鍾士元

 

 

所以我現在還很活躍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不是鄧小平想騙我們，只是後來的官員說的做的很多是欺騙香港人的，例如，他們說提名要讓機構提名，基本法上沒有說要機構提名的，也不是很多人知道，也不知道是怎樣選的，因為沒有經歷過這事，但他們規定不是個人提名，是機構提名。民主派說要公民提名，基本法也同樣是沒有寫明的，是要看你接受的是甚麼。我今天告訴你，我預測，泛民是不可能取得提名的，做不到候選人，他有一套方法。因為我通過一些接觸和研究，了解他們堅持機構提名的原因，因為太長了，今天不解釋了，研究出來的我相信連林鄭月娥也不知道。

 

還有我預測到時候香港多數的立法會議員，包括民主派，一定足夠最少票數通過，最少民主派有多於三分之一的人，約差不多10人是贊成的，因為當有兩碟東西放在你面前，你要選擇比較好的一碟，其他的沒有了，大家主張的公民提名沒有了。為了這問題，我請教鍾士元他老人家如何應付這情況。他說我們有一個歷史任務，一定要出來說真話。

 

我們對這次直選爭拗的觀點很簡單，不是真普選假普選的問題，是鄧小平答應的是能否兌現，而不是開空頭支票。我很簡單，並不是反共，本來是沒有公民提名的，在基本法中是沒有的，但也沒有機構提名這四個字，為甚麼這個可以但那個不能呢？這是解釋不到的。梁愛詩是副主任，而我不是，所以現在沒有辦法去挑戰他們，只能說你不要欺騙我們，別以為香港人是傻的。最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也公開承認，機構提名並非基本法原文。

 

 

 

有關80年代青年才俊團訪京一事，當時是新華社1983年2月來找我的。因為1982年戴卓爾夫人答應中方通過談判解決香港前途問題，其實當時還沒開始，中國心急，我們當時有三個比較年輕的立法局議員，我、張鑑泉和周梁淑怡來往較密，新華社叫我組織一個有各行各業比較年輕的人，全都是45歲以下，組成一個團去訪問，代表新華社接觸我的是李菊生，他是第一副社長。

 

我要求我可以選擇找誰去，總之共12個人，不能說誰可以去誰不可以去，因為這樣的話我很難交代，他答應了。我們主要的目的在立場書上也寫了，就是主權換治權，才能穩定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的形勢。當時不少團員都不是議員，如李柱銘、李國能是最年輕的，當時好像是35歲，還有一些商界，如永安的郭氏兄弟，為了要找不同背景，還有傳媒，遠東經濟評論的李丁金，現在唯一一個找不到的，可能已回到新加坡了。各行各業中間，我也不知道後來誰會被委任成立法局議員，如何承天，總之在他的行業中，大家都尊重他的意見，也可以接受政府諮詢。李菊生沒有要求我保密，若是保密，我也不願意，但他的安排和我們的要求是不同的，他安排見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中國共產黨書記處第一書記。

 

我以為見的是秘書，還錯誤理解他是從廣東回去後，幫中國共產黨管檔案的，原來書記比局長和部長大。抵北京後他們說中共的書記處第一書記習仲勛來見你們，我很不高興，向魯平表示不高興：你們本來答應讓我們見國家領導人的，我想見趙紫陽。他說趙紫陽非常忙，未能抽空接見我們。後來是程翔給我解釋的，整個過程他都在場，他說書記代表的是黨，黨比政府大，所以你別亂說書記不夠高級，習仲勛在黨內地位很高。習仲勛為人比較真誠，我也知道他文革的時候被毛澤東批鬥過。

 

上北京後，才了解他們的目的：原來中英還未正式為解決香港前途開始談判，北京心急了。他們最後一句告訴，你回去跟港督說，英方本來答應了要定日子，因為當時而是1983年5月，談判還未開始，他的意思是我們一定要告訴港督現在的情況，他希望英方盡快開始談判。還有一句，就是如果不盡快談判的話，以鄧小平的處事方式，中方會單方面宣佈如何收回香港。

 

我們本來就希望提出主權換治權，他問我們是甚麼意思。結果中英為解決香港前途的談判7月開始了。原本是這樣的環境下才請我們上去的，大家的目的不同，我們以為撿到便宜，他們願意跟我們談，其實就是叫我們當傳話人。我們提出的立場書清楚有寫的，最好把收回主權限期押後30年。30年後內地生活程度提高、雙方了解加深之後，就可以收回主權。這建議等於從原來租借新界的99年加上30年，所以鄧小平說他不是李鴻章，不能當中國的李鴻章。

 

青年才俊團成員的後來發展是另一回事，當然不知道李國能後來會做特區的首席按察司，當時李柱銘也不是議員，他要等1985年才選進去的，他剛卸任大律師公會主席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