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常常以殘酷、血腥、暴力的面貌出現在後人的書寫之中。這些書寫讓我們謹記一個極端的政治理想曾以摧毀人性為代價造成社會徹底的失控。但是，藉由文革參與者的回憶，我們也看到了即使在那個政治高壓的年代，人們仍然着對知識的渴望、對文化參與的熱情以及某程度上的「離經叛道」。不同的敘述提醒着我們不能以簡單的是或非來看待這段複雜的歷史。彭麗君的新書《複製的藝術》嘗試探討的正是在波雲詭譎的政治革命中普通人如何自處。書中提到不應忽略的是：文革首先是關於文化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文化在政治的運作中扮演着尤為重要的角色。通過將文革概念化為毛主義指導下的文化經濟，作者為我們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進入文革中的日常生活。她認為，在這一機制中，「社會性模仿」是文革文化生產與流通的主要模式。一方面，通過不斷複製與模仿官方塑造的典範與樣板，人們被納入毛主義式的一元化社會管治之中。另一方面，這種「社會性模仿」並不僅僅意味着同質化與千編一律。在作者看來，它為普通人打開文化參與的空間，提供個人創造的機會。正是借助這一空間，人們得以實現某種程度上的創意以及與主流協商的能力。雖然這種能力並不能直接撼動高壓政治，但它作為特殊的文化經驗，代表了普通人在極權統治之下仍然保有難能可貴的自主性。
毛澤東崇拜與各類文化實踐
全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全書的寫作奠定理論框架。作者首先引入概念「毛式美學」來討論為何文藝對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如此重要。通過對照現代歐洲的浪漫主義，她認為毛式浪漫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並不是要建構秩序，而是要為當下混亂的政治現實提供可供想象的超越性美學經驗。文革恰恰是對毛式浪漫主義的極致體現。借助文革時期文藝作品的生產與流通，這種美學經驗得以感知與傳播，它既服務於政治，鞏固了主流意識形態對大眾的統治，但它亦帶來反叛的可能，形塑了各種有機的社群。第二部分討論了文革時期五種不同的典範與複製品文化。通過分析這些範本文化的生產和接收，作者將主體形塑與社會性模仿的主題置於文革時代具體的語境中去考察。第四章和第六章分別討論了兩種女性形象。第四章討論了赤腳醫生的文化再現，並揭示出這種形象雖被政治操控卻也具象化了政治中的不穩定與衝突性。第六章關注的是樣板戲芭蕾舞劇中的女性身體。通過分析這種形象如何被官方生產又如何被民間消費及再造，作者呈現出普通的文化工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對主流文化的挪用。第五章討論的是京劇樣板戲被移植為地方戲曲的實踐。在這個跨文化的移植過程中，當地文化工作者的改編實踐，暴露出處於邊緣位置的文化複製與處於中心地帶的範本文化之間難以調和的張力。這也暗示了文革時代的文化模仿並非總是服膺於權威，反而有可能挑戰原有的權力結構。
第七章與第八章處理的是兩個完全對立的文化形象：一個是被拜若「神」的毛澤東，一個是被貶作「鬼」的知識分子，作者藉此進一步探討文革政治中的文化邏輯。第七章聚焦於毛澤東圖像的官方生產與民間複製。通過引入「社會道統」(doxa)這個概念來理解對毛澤東的再現，作者指出對毛澤東肖像的崇拜不僅僅意味着人民的完全服從，崇拜的儀式同時也是社會形構的過程。人們通過佩戴與再造毛澤東徽章，實現某種互通的主體間性。第八章關注的是被當作「牛鬼蛇神」的知識分子。作者指出，對知識分子污名化的再現是社會性模仿機制的重要環節，它與對毛澤東的神化互為辯證，為人們想象文革的鬥爭政治提供具體參照。
借用作者的修辭，這本書冀望以 「溫柔一點」的態度去回望那段「暴烈」的歷史。「溫柔」並不是怯怕或懦弱，而是以最大的同理心去觸摸歷史的肌理，嘗試理解那些最平凡又最有力量的日常經驗。它讓我們更有勇氣面對過去，面向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