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難學，硬要找人來怪責，當然首先要怪倉頡，因為就是他，把中國文字帶上一條表意文字的路上去。但倉頡是誰？歷史記載說他是黃帝史官。但黃帝也只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其史官大概不是全屬虛構，也是很模糊的一個人了。一種說法是倉頡不算是一個人，只是文字創製過程中的一個時代，代表文字已到了很成熟的時期，也代表民智有了很大的拓展，所以要找一個有實體意義的人物來歌頌。
這種歌頌也真發自內心的。古書《淮南子》說「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見文字是一種劃時代的創製，推動了人類的文明進展，受其惠者都心存感激。
中國文字為何走上一條表意之路，這便很難說。許慎《說文解字敍》說「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很似這是一個偶然的發現。但《說文解字敍》同時把文字創製和庖羲氏、神農氏拉上關係。庖羲氏「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都是倉頡效法的依據，有其湮遠的來歷了。
或者說，是不是中國文明發展較早，人種較「原始」，是以沒有智慧發展一套抽象的表音符號？但這立論又頗武斷。據周有光《世界文字發展史》分析，西方發明字母，可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的線條B字母和公元前1100年的比撥羅字母，其年代恰恰和甲骨文的公元前1300年相若。較系統化和成熟的希臘字母出現在公元前900年，拉丁字母出現在公元前700年，年代也非太後，可見表意和表音只不過方向不同，和文化進度無關。
用字法力求完善
漢字自創製成功，在「用」的角度也力求完善。現在所說的「六書」，其中象形、指事、會意和形聲是造字法，轉注和假借是用字法，即是既注意字的孳乳以方便其用，也注意字的歸納以約束其夥。更特別是形聲字佔總字數百分之90幾，即是在方塊表意字上加入較多的「標音」成份，都是注意其「用」而做的實質調校。
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和韓國，採用了漢字的同時，又加以改革，主要是把表音的成份加強，表意的成份減弱。日本的假名，韓國的諺文，都是用注音符號來讀字，把漢字難處理（包括讀和寫）的程度減低。
中國也一度有把漢字拼音化的嘗試。漢語學家周有光曾擬定一個《漢語拼音方案》（在1958年公佈），建立了漢語拼音系統。但由於中國文化淵遠流長，古籍太多，沒能力把所有文獻用拼音方式重排。加上漢語的聲調特點，拼音化難以完全和準確表達字的不同調，全面把漢語拼音化的設想無法實現。
聶鴻音教授《中國文字概說》指出：「在古往今來的一切文字中，如果沒有外力的干預，從來沒有哪一套意符文字自行演變成音符文字。」但這外力，縱使有，面對複雜多端的漢語和中國文化發展史，大概也無能為力了。
反倒簡化漢字有推動的契機。其實自漢字創製以來，簡化是無時不存在的。不同的簡化實踐，應用在字的筆劃的減少上，也應用在字體的轉換上（書法中行草字是字體簡化的一種方式）。全面的漢字簡化計劃開始於1952年，由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編擬《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一次稿，陸續修改多次，最後成為《漢字簡化方案》定稿，1956年2月1日起在全國推行。
漢字非拼音可取代
不管你支持採用傳統正體的漢字，還是覺得簡化字也有它推動的需要，總之學懂漢字，是學懂中文的基本。和拼音文字比較，漢字是難的，但學懂它，也有很深厚的文化意涵。眾所週知，漢字一字一音，書寫時成為一個個方塊，有它很獨特的語文表達上的特色。例如唐詩宋詞，現在成為世界文化的瑰寶了，就是利用了方塊字的字體結構和聲韻特點，表達出一種美的意象。讀王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一幅曠野遼闊景象就活現眼前。如果想再玩得精緻些，中文有一種迴文詩，由左向右或由右向左讀都可讀出意思。例如蘇軾的《捲簾》七絕：「空花落盡酒傾缸，日上山融雪漲江。紅焙淺甌新火活，龍團小碾鬥晴窗」，調轉來讀成了「窗晴鬥碾小團龍，活火新甌淺焙紅。江漲雪融山上日，缸傾酒盡落花空。」這種出神入化的表達，恐怕只有中國文字可以做得到。
或者嫌這類文字遊戲太花巧了，不應時用。但由漢字的特點而構成的書法藝術，是一種很獨特的造型藝術，有很豐富的精神內涵和藝術面貌，較易使人欣賞和接受。由於中國書法要用方塊字書寫，非拼音文字可以取代，喜愛書法，你便會對漢字多一種敬意和珍愛了。
埋怨中文難學的同時，也應公道些看看它所有的獨特的優點。現在不少國際學校學生（不，應該是國際學校學生的家長才是）自少（讓子女）放棄學習中文，如果一心認同英語的拼音文字形式易學易用，能和世界接軌，決意走上一條語文不歸路，也就算了。但偏偏又覺得不懂中文不利「搵食」，又想子女課餘學些中文，但卻絆倒在其艱深中，變得「翻唔到轉頭」。這個時候，就算找個造字原創者來抱怨，大概也於事無補了。
原刊於鄭楚雄網頁，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