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的酒器中，杯和壼是完美的結合，帶有西域風情的裝飾，每能引發品酒者更多遐思，神往於浩瀚草原與大漠的旅程。唐代的高足杯，就是一種特別容易聯想中亞、西亞的器物。它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杯體用以盛裝液體，下部器足則便於手執與放置。高足杯的杯身平面為圓形或多曲圓形，腹深與口徑比例，視乎設計的層次，底部多呈圓形以接合高足。高足的頂部很細，多鑲有圓餅形的托盤，高足中部常有算盤珠式的粒節，然後下部向外撇，或成圓塊，或成花瓣狀。此類高足杯唐以前較少，唐以後亦不流行，故此被視為唐代的特產。
其實，早在南北朝以後，中國已發現了真正的高足杯，例如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遺址中出土三件鎏金銅高足杯，西安隋大業四年（西元608 年）李靜訓墓中也出土過金、銀高足杯各一件。自從1970年代初，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再次發現了銀高足杯，引起了學界廣泛關注，學者有認為其形制為薩珊式，也有人認為源於西亞一世紀的羅馬帝國時代，一直至五世紀末、六世紀前半葉，仍然流行於中亞。據學者齊東方教授分析，在古代色雷斯地區（今保加利亞），西元前後已有很多高足杯的使用痕跡，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以及敘利亞等地東羅馬帝國時代也流行高足杯，到了三至七世紀，黑海沿岸和伊朗地區都出土過高足杯，凡此可以追溯此杯製造的披及過程。外國的高足杯材質有金銀，也有陶和釉陶，還有玻璃的，無論材料如何紛陳，高足杯的造型原典，顯然源於希臘羅馬地區的承傳。
唐代高足杯中國化過程
何家村的狩獵紋高足銀杯，明顯承繼了上述的杯型，其杯子的底座上還裝飾了四朵桃花結。（圖一）構圖當中，突顯了人與人、人與獸之間的互動情節，捕捉了狩獵時精彩的瞬間，把獵者弓弦拉滿，野豬、鹿拼命逃竄之像鏨刻得淋漓盡至。獵者的坐騎和野豬齊走，直腿完全伸張，反映着動物的高速奔馳動態。至於騎馬獵者收弓夾於懷中，微笑顧盼，則畫面增添了靜態一面，在一張一馳的變化下，表現了一種藝術平衡。狩獵圖所佔面積僅約4釐米高，場面卻為壯觀，細微如身上的窄袖袍，頭上的襆頭，甚至衣紋，佩帶的弓囊箭袋，以及人物的面目五官均清晰展示。不但如此，駿馬奔跑時的肌理、韁繩、鞍韉、杏葉等細節也全盤收攬在圖中，觀者一目了然。除這類的人獸圖像的表述外，也有一種鎏金的高足杯，純以工藝取勝，在杯體上以密地炸珠和纎巧忍冬花枝作區間，極盡鑲鈿的秘技，例如香港古月堂所藏的唐代鎏金杯（通高6釐米，徑囗5釐米，底徑3釐米），便是上佳證明。它們與鑲有寶石的胡風酒壼，都是以相似的技術製造，精心配對，成為唐代前期貴族享樂欣賞的珍品。（圖二）
吸引筆者留意唐代高足杯的中國化過程，是手頭上另一對唐代銅鎏金高足杯。驟眼觀之，它們器型大小高矮相若，紋飾十分接近。兩杯皆高6釐米，杯徑7釐米，底部直徑3.5釐米。唯一明顯的差異是，當中一隻杯身由一條寛約0.5釐米的圓環包圍，形成杯體的二重區間，可謂古月堂鎏金高足杯中的姊妺作，可供同項與異項比較。（圖三、圖四） 其杯壁紋飾極其精細，皆以魚子紋為底，在數釐米的高度空間，已可劃分為八個區域：（1）接近杯囗的花紋區，呈十個倒三角，每角飾以蔓草一株；（2）第一層的仰蓮花瓣，與上層的倒三角交接，每瓣飾以各種雁鳥型態，或飛翔，或着地，或前顧，或後盼，呈十瓣圍邊的蓮花冠；（3）第二層的仰蓮花瓣，緊接上層蓮瓣，每瓣飾以各種花卉，亦呈十瓣圍邊的蓮花冠；（4）接近杯壁圓底處，呈拋光的三角型雕飾，其下以幼環線完成區間；（5）轉入杯底處，復置蔓草相纏一周，形成杯底第一重外圍；（6）杯底由突出的內圈組成，圈上仍飾以蔓草紋；（7）杯底之下由圓柱高足支撐，柱身由粒狀紋圍繞，使高足柱身更形變化；（8）杯柱之下，再接十瓣花瓣，自上而下，由窄而寛散開，每瓣皆飾以纏枝紋。反轉底部，亦如十花瓣，中心微凹，形如花心，器形精巧至極。（圖五）
超越同期中亞工藝水平
用束環的鎏金杯與之比對，略可發現以下不同之處。由於多佔了第一層蓮瓣紋的空間，故此第二層蓮瓣型，較第一層蓮瓣略小。此外，觀第一層與第二層的蓮內圖案，束圓環者上下層皆飾以花草及雁鳥。此一束環的加工，令鎏金杯重117克，相比沒有圓環之杯，足足增重了16克。由於整個鎏金杯的蓮瓣，均以錘揲之法，造成外凸內凹的紋理效果，所以上述以圓环束腰之杯，內部上下蓮紋之間遺有明顯束勒的一圈凹痕。（圖六）至於無環的鎏金杯，上下蓮理接合完整，俯瞰內部紋理，呈現另一美態。從現時館藏的蓮紋鎏金器物來看，以蓮紋高足杯為主題的，存世者十分稀珍，其中收藏了一隻1982年陝西西安市韓森寨出土的「唐花鳥蓮瓣紋高足杯」，通高5.1釐米，囗徑7.5釐末，足徑4釐米。其上下分層形態，中部圓環束腰，杯底呈花瓣狀，與上述的鎏金杯設計相若，可視為唐代中期的同一系列。（圖七）古月堂一對蓮瓣鎏金杯，足以説明西域器物進入大唐市場的逐步改造。製造者留意高足杯的中亞製作風格之餘，更多以中國蓮瓣、花鳥為裝飾，在有限的杯體空間內馳聘其精工細作，展示了更繁複的金銀器製法，足以超越同期中亞或西亞的國際工藝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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