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以自然人性為本嗎？

作者一直倡言國學是立國之學，今更進一步指出：立國必先立人，立人必先立本。中國國學的精神，三千年文化傳統，即在此一導向下開展。通過本文的論述，讀者亦可以窺見霍先生對整個國學體系之慧識與提煉。

立國必先立人，這是我上文所說的。但人如何「立」？人有惰性、人有欲望、人有本能、人有自我。人要成長，處處都是障礙，不是一聲令下，便能「立」起來。

人受本能控制

人先為動物，先為生物，憑本能而活。荀子所謂「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安知禮義？安知辭讓？」（〈榮辱篇〉）「生而有」，即是自然之性，「順是，必出於爭奪」（〈性惡篇〉）。春秋戰國，殺人盈野，流血成河，就是為了爭地盤、爭資源、爭人口、爭霸。荀子很失望，所有的思想家都很失望。在相爭中暴露了醜惡的人性，怎麼解決？荀子認為：這種人性是不可改變的，「不可學，不可事」，所以只有通過教育，通過後天努力來創立一個新的人性。由於這個新的人性非本有，只能說是「偽」，即以「偽」為本，以後天的改造（教育）為本。所以荀子下結論：「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但如果是這樣，純靠外力，純靠改造，這個理想人格能建立起來嗎？他原來的「惡性」不會抗拒嗎？不會起而相爭嗎？本性與新立之「偽性」如何相處？如何化解其矛盾，而保證新立的人格不會退墮？何況，「偽」即不真，也會隨環境而動，那就變之無窮，很容易滑向功利主義、虛無主義。

西方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就是如此，他們想建立起一個文明社會，去逃避原始的自然世界（自然狀態），但由於沒有處理好原始人性，反而美化它，將之視為人的基本權利，包裝為自由。此即以原始人性、自然人性為本，比荀子更不如，這就遺害千秋萬世。到今天，民主社會沒有正視自己的缺失，沒有想到自己的哲學前提有疏漏，反而以自利為合法，有損失，便攻擊別人，攻擊政府，自己卻沒有什麼責任。社會的整體質素明顯爛下去。

在這一點，中國文化很有識見。看人，不能只看他的現實層面、生物層面，還要看到他有成長自己、突破現實結構、生物結構的意願。只有這樣，纔有人格可說、道德活動可說，和理想世界的追求可說。否則，人永遠是受本能、欲望控制的動物，永遠留在自然界，走不出野蠻。這樣的民主不過是「欲主」吧，有何可貴？現在西方社會的亂象，不是證明了這一點嗎？荀子的「性惡論」，對後世影響深遠。

孔子以仁為本

孔子不只強調「學」，還強調對時代危機的承擔，對傳統禮樂文化的扶持。他要撥亂反正，重建周文。他知道，這是他的「命」，他所承擔的使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知」便要行動，便要「自命」，所以在他五十四歲的知命之年，還到處奔走，以尋求寄託他理想的地方。雖然，在人性論上，他沒有明確點出性善，但他舉出一個「仁」字，已切中要害。

「仁」就是性情：人是一個性情的存在。這一點，比一般思想家所說的道德的存在、理性的存在、溝通的存在、行動的存在更有深度。西方思想家老是想定義人性，一元論、二元論、多元論、唯物論、唯心論，卻不知道人性不能被理性定義。它不是無定，而是不能被如此瞭解。「仁」非概念，只能覺知，只能體會；若以理性進路，它就分歧了、模糊了、對立了，最後迷失了。

性情也一樣。從定義上說：「性」是存在，「情」是感通；二者相即，即存在即感通，即感通即存在。說得很高妙，但這種抽象思考，多少人能明白？

不過，不管你明白與否，「仁」就是本源。人的行為、說話、反應、感情、思考，都是由此而發，而且分寸合度，即《中庸》所說的「發而皆中節」。問題是許多人都不中節，所以要學習，要修養，要成長，把障礙自己的情緒、欲望、貪念、執着，一一去除。

這是過程，這是實踐，不能空想。在這裏，清初學者很有感受。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顏元，都不約而同地反理學，可惜還是不能落地，成為無源之水。

認識你自己

人這種對本源的認識，其實是認識自己，找到一個真正的自己，不是那個生物結構、自然結構的自己，而是可以突破這些結構，走出它們的限制、建造出一個理想的自己。這也就是孔子說的「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洞見。

為了對付原始的生物本能、自然欲望，人類先要有自制力，這也就是「克己復禮」，無規矩不能成方圓。但真正能發揮「禮」的效用，還需要有內在的根據，蓋「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所以必須有「本」，從這裏生出天地，否則力從何出？善從何來？

這種尋本、求本、明本、立本的學問，老實說，正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徵，中國思想的第一範疇。《大學》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做人、做事，制定計劃、思慮長遠，從哪裏起？指向哪裏？路徑清楚，就不會迷途。立國必先立人，立人必先立己，立己的關鍵正在立本。分出先後、分出輕重、分出主次、分出遠近，纔能認識事物發展和人生成長的邏輯關係。正如《大學》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