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教授:做十字路口的學問

文章輝五色,心跡喜雙清──專訪袁行霈教授(中)

研究一個問題,必先注意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到有關這個問題的前沿,將研究工作的起點提高。

編按:袁行霈,1936年生,江蘇武進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國學研究院院長。

袁行霈教授(作者提供)
袁行霈教授(作者提供)

學問的氣象:橫通與縱通

孟:我感覺先生您的學術格局和視野、境界,就像您〈學問的氣象〉一文中形容的那樣:「如釋迦之說法,霽月之在天,莊嚴恢宏,清遠雅正。不強服人而人自服,無庸標榜而下自成蹊」,很令人佩服和嚮往,請問先生如何才能臻就這種「學問的氣象」?

袁:我寫這篇文章,是緣於平時讀書所感,自己差得很遠,藉以自勉而已。有氣象的學問必有開山之功,開拓新領域,建立新學科,發凡起例,為後人樹立典範。就中國近現代的學者而言,其中不乏有大家氣象的人物,如梁啟超、王國維等。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學術格局大,視野開闊,治學道路平正通達,具有總攬全域的能力。宋代詞人張孝祥有首〈念奴嬌〉詞,其中有句:「盡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客」,何等恢宏!如果借用來形容學問,「盡挹西江」可以說是把有關資料全部蒐集起來;「細斟北斗」可以說是把有關的材料細細地加以辨析;「萬象為賓客」可以說是把相關學科都用來為自己的研究服務。學問能到這一步,也就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

孟:您一向強調多學科交叉研究,教導我們「橫通與縱通」,做「十字路口」的學問,請問是否基於對「學問的氣象」的追求?

袁:我於1978年曾在《光明日報》發表題為〈橫通與縱通〉的文章,借用章學誠《文史通義》中「橫通」這個貶義詞,賦予它以褒義,加以發揮,強調多學科交叉。我的意思是,文學與史學、哲學、宗教學、藝術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有密切的關係,應當在這些學科的邊緣尋找新的研究課題,來推動學術的發展。「縱通」是我杜撰的詞,意思是說要對研究課題的來龍去脈有縱向的把握,要能放在一條發展線索上做歷史的、系統的考察。比如研究文學史,不應當只局限於一個時期、一個朝代的分段研究,要能上下打通。即使只是研究某一段或某一段的某一具體問題,也要能綜合運用關於整個文學史的知識,對這個具體問題做出歷史的考察和判斷。「縱通」還有一層意思,就是對學術史的關注與了解。研究一個問題,必先注意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到有關這個問題的前沿,將研究工作的起點提高,這樣研究工作的水準必然會更高,研究的結果才可能達到新的水準。

「三古七段」說:關於中國文學史的分期

孟:您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四卷本,1999年出版)是國內高校中文系普遍採用的教材。與傳統文學史分期不同,您在其中提出文學史「三古七段」說,令人印象深刻。請問您分期的主要依據是什麼?

袁:傳統的文學史分期基本上是以朝代為斷限,如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這種朝代分期符合長期以來文學史研究和教學的習慣,便於操作,而且朝代的更替確實與文學的興衰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朝代分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理由。「三古七段」是我處理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一種新的視角,主要着眼於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體現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所呈現的階段性,而將其他的條件如社會制度的變化、王朝的更替等視為文學發展變化的背景。將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視為斷限的根據,而將其他的條件視為斷限的參照。王朝更替可以作為政治史的分期,至於文學史就應當以文學本身的發展作為分期的依據,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三古」即上古、中古、近古,這是中國文學史大的時代斷限。具體地講,上古期可以分為先秦、秦漢兩段。中國文學的各種體裁、中國文學的思想基礎、中國文學思潮的主流幾乎都孕育於這個時期。從文學的創作、傳播、接受來看,士大夫作為創作的主體和受者,文字作為傳播的主要媒介,中國文學的這個基本格局也是在上古期奠定的。中古期包括魏晉至唐中葉,唐中葉至南宋末,元初至明中葉三段。

中國文學從魏晉開始了自覺的時代,並在南北朝完成了這個自覺的進程。文學語言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由古奧轉向淺近。詩、詞、曲三種重要的文學體裁在這段時間達到鼎盛,文言小說在魏晉南北朝初具規模,在唐代達到成熟,白話小說在宋元兩代已經相當繁榮,白話長篇在元末明初也已經出現了《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等作品。文學傳媒出現了印刷出版、講唱、舞臺表演等各種新的形式;文學創作的主體和受者,包括了宮廷、士林、鄉村、市井等各個方面。也就是說,中國文學所有的各種因素都在這個時期具備而且成熟了。近古期包括明嘉靖初至鴉片戰爭、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兩段。把明中葉看成文學新時代的開端,主要基於以下事實:一是隨着商業經濟的繁榮、市民的壯大、印刷術的普及,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學創作的商品化成為一種新的趨勢;適應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學佔據了重要的地位。二是在王學左派的影響下,創作主體個性高揚,對理性禁欲主義進行了強烈的衝擊,晚明詩文中表現出來的重視個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調的傾向,也透露出一種新的氣息。三是詩文等傳統的文體雖然仍有發展,但已翻不出多少新的花樣,而通俗的文體則顯得生機勃勃,其中又以小說最富於生命力。這些通俗文學借助日益廉價的印刷出版這個媒體,滲入社會的各個階層,並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摘錄自《國學新視野》2017年3月春季號,獲授權發表。

國學新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