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樂施會透過研究、倡議運動、公眾教育，以及資助本地組織的扶貧計劃，推動「親貧」（pro-poor）政策；從設立官方「貧窮線」、落實最低工資，以至建議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該會在香港的工作成績斐然。
該會無疑有些極具價值的服務，但其倡議運動、教育計劃所根據的政策研究卻是走錯方向，令人對它對政策與公眾教育的影響力引以為憂。
誠然樂施會確能理解貧窮實在牽涉各類問題，但它卻只提出隨意拼湊大雜燴式的建議，把與貧窮有關的各項因素轉化為政策目標，而因素背後的因果關係則輕輕帶過。
錯判形勢假設
舉例來說，該會成功倡議按家庭人數，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為指標，制定官方「貧窮線」，貧窮線以下的收入水平界定為貧窮。但要界定貧窮，貧窮線是否理想辦法？統計貧窮線以下家庭百份比，又是否衡量人口中貧窮升降趨勢的理性指標？
樂施會亦提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建議，認為是項津貼將對按官方所訂貧窮線界定的貧窮家庭有所幫助。
該會認為個人工資低即等如貧窮，主張透過增加最低工資扶貧，然而領取最低工資者是否一定來自貧窮家庭？若非如此，則提高最低工資又如何有助減貧？
樂施會倡議的本地扶貧措施為數不少，上述三項措施既已實施，不妨在此評估其成效。
根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2011年第三季至2012年第二季（法定最低工資落實初期）的數據，領取最低工資在職者，有36.4% 來自入息高於中位數的住戶；有80.5% 來自入息在收入第20百份位數以上的住戶，換言之接近官方「貧窮線」所界定的貧窮家庭。由此可見，最低工資法只能隨機抽出貧窮家庭；更有甚者，領取最低工資者，有5.8% 來自入息超過收入80百份位數的住戶。
該會的錯誤分析實由於錯誤設定工資低者必然來自低收入家庭，這顯然不符香港的社會現況，世界各地進行相關實證研究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等，情況亦同有此現象。
事實擺在眼前，為何樂施會未加檢視就貿貿然展開倡議運動？從政者為求獲選或連任而支持提高最低工資，可說是不難理解，但致力扶貧的樂施會，何以支持顯然難望奏效的政策措施？「後真」（post truth）一詞近日極為風靡，但若論追本溯源，其實是存在已久，且不乏擅此道者。
樂施會對推動政府採納貧窮線不遺餘力，但以入息中位數一半作為貧窮線指標，減貧無望，遑論滅貧，更與聯合國與世界銀行公佈，要減少全球每日收入低於1美元（後經修訂為1.9美元）的貧窮人口的千禧減貧目標相去甚遠。
撥亂反正指標
在1970年的高峰期，全球37億人口之中，有22億（60.1%）每日收入低於2美元；1981年，仍有44% 世界人口活在貧窮線（經修訂後每日收入為1.90美元）以下；及至2015年，是項數字則降至9.6%。此等數字的共通之處，在於均以經生活成本調整之絕對收入水平作為界定貧窮的指標，而非根據生產力日增而導致生活水平提升的相對水平。
以絕對收入水平為指標，肯定較基於相對收入水平合理，後者較適用於衡量不均現象，而非貧窮問題。香港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所定收入水平經固定生活成本調整，而非基於隨時變動的生活水平上升而不斷提高援助，簡而言之，其背後的貧窮概念，主要以絕對收入水平為依據。
要檢視相對收入水平如何不可靠，可從1985至2015年本地住戶及個人貧窮率加以分析。
《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自2009年至2015年，貧窮線以下的家庭由541000 增至570000，但同期此等家庭中的貧窮人口則由134.8萬減至134.5萬。這些數字並未把政府扶貧措施考慮在內。
可見在本地人口仍處於增長期間，處於官方界定貧窮綫以下住戶的人口一直維持穩定。期間家庭數目增幅較大，反映小型家庭持續增加，皆因子女成年後多不願與父母同住，而新婚或再婚也是家庭數目日增的因素。
利用上述數據，可將官方「貧窮線」推回至1985年。住戶貧窮率的計算可包括政府的恆常現金福利在內，而適齡工作住戶（20至64歲）、長者住戶（65歲以上），以及經濟上活躍和經濟上不活躍住戶的貧窮率，一一可作個別估算，所得結果頗為耐人尋味。
其中至為關鍵的重點在於：適齡工作住戶與長者住戶個別估算之下，住戶貧窮率表現一直極為穩定。【圖1】顯示，適齡工作住戶的貧窮率介乎8.5% 至 13.9%，長者住戶貧窮率則介乎29.3% 至 33.3%；貧窮線下適齡工作住戶人數由370,000 增至 790,000，長者住戶人數則由111,000 升至 394,000。同期整體住戶貧窮率上升，主要在於長者住戶所佔比例持續增加。
貧窮率所以上升，皆因住戶大都已非在職，全無收入或收入甚低。對於長者住戶，以收入作為官方所界定的貧窮指標，既不合理，亦根本無法反映家庭成員是否貧窮；收入貧窮線充其量只應適用於適齡工作住戶。
觀乎經濟活躍的適齡工作住戶，其貧窮率表現極為穩定，於1985-2015 的30年期間一直平均維持在10.0% 左右：首10年為8.1%，處於最低點； 次10年為11.6%；最後10年則為10.7%。
首10年的貧窮率屬異常偏低，背後原因可追溯至中國對外開放初期，香港生產力迅速增長，惠及不少低技術工人；亞洲金融風暴後，即使貧窮率平均上升2%有多，其後則維持穩定。
1985-2015年期間，整體適齡工作住戶的貧窮率亦相當穩定，皆因大部份為經濟活躍住戶，佔所有適齡工作住戶的94.6%；非經濟活躍住戶的貧窮率則較高，平均達57.2%，此亦在預期之內。
要瞭解香港社會的貧窮成因，應仔細研究其勞動力。1996年以後，本港男性勞動人口一直維持在190萬，升勢呆滯，女性勞動人口則由110萬上升至160萬（家庭傭工除外）。由於勞動力在質和量兩方面均未見顯著改善，生產力亦未見增長。就業市場人力供應短缺，吸引了不少低技術女性工人（以新移民為主）投入勞工市場，但無助於減少貧窮線以下的低收入住戶比率。
再者，適齡工作住戶之中，離婚住戶所佔的比例漸見增加，1985至2015年期間，由1.7% 增至9.1%，其中主要是貧窮線以下低收入住戶。同期已婚住戶所佔比例則由78.2%減至67.7%。工資分佈中，低收入勞動女性比例趨升，加上離婚住戶日增，遂成為香港貧窮人口的兩大成因。減貧措施應聚焦於家庭形成及離婚情況的變化趨勢。
正視「瀕窮」真相
樂施會倡議的另一項突出的扶貧工作，乃建議向低收入在職家庭發放津貼，這可說是佛利民首倡引入負入息稅（negative income tax），透過直接現金津貼以協助低收入家庭的改良版。
2015年列入官方「貧窮線」以下的家庭數目，若扣除現金資助，估計有36萬戶；若將現金及實物資助一併扣除，則為數27萬。照合理推算，應有約20萬經濟活躍的家庭受惠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結果有約31800戶提交申請， 20633戶獲得批准；按照政府制定的貧窮線標準，在原先估計的低收入家庭總數之中，僅得約十份之一合乎資格。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何以有這麼大的估計誤差？
任何新推出的計劃，往往在初期會遇到多少問題，但無論作出何種合理調整，均難以把合資格家庭數目與原先估計的20萬拉近。樂施會根據2014年內部研究估計，本地低收入家庭為數189500；在其公佈的《香港貧窮狀況報告（2011—2015年）》中，有如此推斷：「『低津』的申請數字明顯少於政府估計，當中涉及申請條件苛刻、申請表格過份複雜、亦有少數族裔家庭表示由於語言所限難以申請。」不過，誤差程度高達十倍，總不能歸咎於開展計劃初期的困難吧！
上述估算基於《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調查中收入是否有少報的可能？在接受調查時隨口作答與申請「低津」時必須宣誓畢竟大有分別。少報入息也許時有發生，但規模與誤差之大，實在令人咋舌。
根據實際經驗，貧窮家庭的生活難望在短期內改善。按照佛利民的「長期恆常收入」（permanent income）概念，貧窮家庭收入往往在多年內，甚至在數十年間持續偏低，但在每一年中，一個家庭的「短暫過渡性收入」(transitory income)之中，或會有一部份大上大落。低收入家庭由於缺乏在職保障，工作亦多屬散工或兼職，其收入更有相當大部份屬於「短暫過渡性」。
貧窮線不宜用作界定貧窮的指標，因為單憑一年的家庭收入分佈數據，難免墮進把「短暫過渡性收入」分佈誤作穩定「長期恆常收入」的陷阱，實際上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情況經常有變動；整體人口的貧窮率或會長期維持穩定，但貧窮線以下的家庭，說不定每年都出現變化。
由於家庭收入隨時變動，每年不同，經濟狀況亦會按每年變化而出現不同定位。在合著《追逐美國夢》（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書中，Mark Rank、Thomas Hirschl、Kirk Foster三位社會學家根據年齡介乎25 至 60歲美國人長達44年的縱向數據，列出美國人口在一生之中體驗貧富的百份比，研究結果發人深省。
研究發現，美國有12% 人口會在一生中至少有一年置身最高收入1%分佈之中，一生中至少有一年置身於最高收入5%及10%分佈中的美國人口比率分別為39% 及56%，而置身最高收入20%分佈的更高達73%；可見大部份美國人終其職業生涯，都至少有一年的富裕體驗。另一方面，在25 至 60歲期間，則分別有40% 與 54% 的美國人至少經歷一次貧窮或瀕窮。
由於以單一準則界定制訂貧窮線基於單一數據，難免令人產生貧窮戶長期貧窮的印象，亦難免對以貧窮線界定貧窮的概念存疑。
假若某年的收入只屬臨時性質，不少瀕窮而在貧窮線以下的家庭，或會因為收入一時偏低而不願申請「低津」，只有短期內難望回復貧窮線以上的家庭才會有申請意欲。
當前「低津」申請率偏低，反映估計為數約20萬處於貧窮綫以下的經濟活躍家庭中，真正貧窮家庭所佔比例依然甚低。不過，瀕窮家庭或較預期為多，甚至包括收入或會於某一年處於貧窮線以上的家庭。
我認為應將此等家庭列為「瀕窮」，而瀕窮家庭大概佔本港人口三份之一。他們缺乏高技術工種所需技能，未能負擔購買小型住宅物業的高昂按揭首期。事實上，瀕窮家庭遠較貧窮家庭為多，前者的困境亦須在未來五年內加以正視，住屋擁有權可迅速解決問題，但長遠收入則取決於技能方面的投資了。
單憑收入界定貧窮固然大有局限，只從某年某月的收入著眼更存在極大漏洞。貧窮問題千頭萬緒，實在難望單靠簡單對策解決。在香港以至世界各地，樂施會對扶助貧弱一向成績斐然，但說到社會政策，實非所長。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