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如何顛覆政黨政治

站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人們容易察覺社交媒體如何利用傳統政黨的劣勢而顛覆之。

站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人們容易察覺社交媒體如何利用傳統政黨的劣勢而顛覆之。

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首先無疑是社交媒體現像。如果沒有社交媒體,特朗普很難塑造這場「震驚」全世界建制派的「社會運動」(特朗普語)。這場社會運動的成功,對政黨政治預示着什麼?這是從事政黨政治的實踐者和研究者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近代以來,在所有類型的國家,所謂的政治就是政黨政治。在近代政黨產生之前,政治生活存在着多種多樣的形式,但自政黨產生後,政治生活整合到政黨這個平台上。政黨也被證明為從事政治生活最有效的平台。不過,究其本質而言,政黨政治就是精英政治,不管政黨的本意和其所要達到的目標是如何的不同。

1915年,德國社會學家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出版了《政黨:對近代民主寡頭傾向的社會學研究》一書,既指出了近代政黨的優勢,也指向了其劣勢。儘管100多年過去了,米歇爾斯在本書中提出的觀點,在今天仍然有效。站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人們也比較容易察覺出社交媒體如何利用傳統政黨的劣勢而顛覆之。

政黨將演變為寡頭政治

就近代以來的政黨政治,米歇爾斯有幾個重要的發現。第一、較之其他任何組織,政黨掌握了更為優越的知識和信息。在收集信息方面,政黨所具有的優勢是其他組織所不能比擬的。政黨根據其所收集到的信息為其組織服務。

第二、政黨掌控着組織內部的信息溝通管道。一方面,政黨具有自己的全日制工作人員處理所收集到的信息,有自己的出版物;另一方面,政黨人員可以到處以公費考察宣傳,向公眾傳達該政黨所要傳達的信息。

第三、政黨掌握着政治的技巧,較之其他非專業人士,政黨人員在演講、寫作和組織活動方面具有更高的技巧。在另一端,政黨政治所體現的則是「大眾的無能」。大眾對政黨政治的影響力,取決於其對大眾組織的各種活動的積極參與,他們不僅需要了解和意識到組織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而且能夠提出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法。不過,在實際政治生活中並不是這樣的。大多數普通成員對組織活動並不感興趣,更多的人忙於養家糊口,沒有精力參與政黨政治生活。

在米歇爾斯時代,保守的政黨對近代以來的民主政治並不看好,甚至反對民主政治。米歇爾斯考察研究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因為這是一個追求民主的大眾政黨,但米歇爾斯所得出的結論是令人悲觀的。根據上述觀察,他提出了著名的論斷:政黨即寡頭。所有政黨,無論是民主的還是非民主的,最終都會演變成為寡頭政治,社會最終會淪落為自我封閉的少數人,對無助的多數人的統治。

二戰之後,西方逐漸演變成為大眾民主。從表面上看,西方不僅在宏觀層面存在着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和知識權力之分,更在微觀層面表現為分權制衡。較之其他任何政體,民主政體表現為權力的分散和人民的參與。但這些新發展並不能改變米歇爾斯的結論,因為根據他的邏輯,所有這些變化都改變不了社會精英和大眾這樣一個政治結構。

事實的確如此。儘管就「一人一票」制度的實現來說,西方實現了大眾民主,但大眾民主的本質仍然是精英民主。正如西方左派早就加以證明的,在西方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媒體之間,形成了互相包容和互相依賴的關係。精英群體是多元的,但權力的多元性更能保障精英利益的表達和實現。

社交媒體或替代傳統政黨

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的產生,已經改變了所有這一切,為政黨政治引入了巨大的變革動力,也足以顛覆傳統政黨政治。社交媒體的主要幾個特徵包括:大眾性、民主性、個體性、分散性和聚集性。這些特性表明,社交媒體標志着一個真正的大眾「政黨」時代已經來臨。

就政治來說,社交媒體產生了幾個主要的變化。首先,支持者的政治認同,從以往有限選擇變成多元選擇。在政黨政治下,政黨數量有限,支持者的選擇有限;相比之下,社交媒體賦予支持者更多的關於政治認同的選擇。一些互相不認識的人,只要大家對一種思想或理念有了認同,就可以形成一個認同「共同體」。第二,因為社交媒體的分散性和個體性,傳統政治所具有的那種控制成為不可能。

第三,今天人們所說的「大數據」創造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即能夠把傳統政黨所沒有能力發掘和動員起來的支持者「挖掘」出來,並加以動員。第四,如同傳統政黨,社交媒體也具有聚集功能,把本來分散的力量聚集在社交媒體這個平台之上。如果光有分散性而沒有聚集性,那麼社交媒體很難造就政治影響力。正是這種巨大的聚集功能,使得社交媒體具有了替代傳統政黨的可能性。

實際上,在過去的很多年裏,已經開始出現政黨互聯網化的趨向;如果用今天中國流行的術語來說,就是政黨+互聯網。當奧巴馬成功利用互聯網當選美國第一個黑人總統時,人們就已宣稱互聯網政治時代來臨了。不過,奧巴馬時代仍然是政治人物通過社交媒體銷售自己的一攬子政策,只是在傳統媒體之上,又加上了社交媒體。

特朗普全然不同,至少表現為幾個方面。首先,這次選舉已經顯現社交媒體的政黨功能。在美國政治中,因為兩黨制度確立已久,第三勢力很難出現。對很多美國人來說,選舉表明選擇自己的政黨,而非代表政黨的總統候選人,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政黨票」。因此,特朗普必須「借用」共和黨這個「平台」。對共和黨的精英和既得利益者而言,他們實際上很不樂意把這個「平台」「借」給特朗普,但社交媒體的力量使得特朗普較其他候選人更「受人歡迎」。共和黨是「不得不」接受特朗普作為候選人的。

其次,特朗普利用社交媒體,「廢」了傳統媒體的功能。作為既得利益一部分的傳統媒體,特朗普與之從一開始就表現出高度緊張的關係,雙方互相攻擊。但傳統媒體沒有上述社交媒體的民主、個體和分散特性,傳統媒體的流傳僅僅限於精英階層。鑒於體制內外的對立,體制外的」非精英」對代表體制的傳統媒體高度不信任,他們只相信社交媒體所提供的信息,哪怕信息是假的。今天所謂的」後真相」或」另類事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再次,社交媒體是一種語言政治,而非政策政治。傳統上,候選人都是通過媒體來「銷售」自己的政策。(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假設,是不同的候選人拿着自己的一攬子政策競爭選民的選票。)但在社交媒體的時代,候選人並不需要傳統意義上的一攬子政策,他們只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品牌」即可。

在這次選舉中,較之於希拉莉,特朗普所使用的語言更適用於社交媒體,或者說,特朗普的語言是為社交媒體準備的,例如「築牆」和「使得美國更偉大」等,類似的語言適合社交媒體的聽眾水平。希拉莉也使用社交媒體,但其語言過於傳統,不那麼適用於社交媒體。

在傳統政黨平台上,人們借助聽演講和演講的內容,來判斷候選人。但在社交媒體時代,人們往往聽的不是演講,而是單詞和口號。候選人的演講能力仍然很重要,但更為主要的是候選人是否有合適於社交媒體流傳的單詞。

社交媒體為大眾民主提供條件

在經濟領域,互聯網已經對傳統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以中國電子商務為例,人們可以看到互聯網如何影響傳統經濟。第一,電子商務已經有效快速地把經濟活動,從傳統實體經濟轉移到互聯網平台上,例如從實體百貨商店轉移到阿里巴巴。第二,電子商務能夠提供更快速和有效的服務。第三,電子商務能夠利用大數據掌握消費者的微觀消費方式,從而對顧客的需求做到「量身定做」。第四,電子商務也能把服務傳遞給更多人。

同時,電子商務具有如下不那麼積極甚至是消極的特徵。例如,消費者往往是「娛樂性消費」,消費並不是完全為了實際的需要,而是因為消費(採購)過程中的快樂性質。再如,電子商務中存在大量「假貨」,不過對一些顧客來說,「假」並不重要,能夠以廉價方式消費到一個品牌,也是值得的,甚至更為重要。

如上所討論的,互聯網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已經延伸到政治領域。政治本來僅僅限於精英圈。儘管是大眾民主,但政治一直為精英圈所操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交媒體已經為真正的大眾民主提供了條件。社交媒體把政治活動從精英轉移到民眾;為民眾提供更加有效的政治參與途徑,而不僅僅是投票;使得民眾能夠把自己的人數(選票)優勢轉化成為政治優勢。

從英國公投和美國選舉經驗來說,如果政黨不能互聯網化,政黨政治就很難有效運作。因此,政黨+互聯網會是今後很長一段時間的大趨勢。如果沒有更多的規制或限制舉措,重心會向社交媒體傾斜。

從長遠來說,人們要思考的問題是:社交媒體可以取代政黨嗎?因為利益的高度分化,社會意識形態更為多元化。傳統政黨似乎愈來愈難以整合這麼多元的利益和意識形態。作為社交平台來說,社交媒體更能勝任表達和聚集社會利益和意識形態。

不過,作為政治平台的社交媒體,也往往是以情感甚至非理性的手段達成的一種聚合。這種聚合並不是政治的終結,而是政治的開始。在一定程度上說,社交媒體在形式上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類似,其結果和18世紀以來學者們所說的由社會運動產生的「烏合之眾」類似,它往往具有高度的革命性或破壞性,而少有建設性。

從這個視角來說,觀察英國如何理性處理公投之後的「脫歐」,和美國特朗普當選之後的理性政策作為,具有重大的意義。政治從古到今都具有非理性的一面,但也很難想像沒有理性的政治。社交媒體可以把非理性的一面放大,但它又如何幫助人們實現理性政治呢?

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