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傳媒報道，指政府將於明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建議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以強積金抵消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安排），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作出回應，表示政府仍正就有關問題搜集意見，目前未有定案。事件引起頗大關注。
部分商界代表認為，取消對沖機制有損商界利益，中小企更會首當其衝；勞工界代表則對上述傳聞表示歡迎。新聞報道中把這個議題說成是零和遊戲，亦即對壘雙方不勝則負，但實情並非如此，取消對沖機制反會對整體社會有利。
「對沖」優待僱主
強積金於2000年推出，為鼓勵商界支持，於是作出「對沖」安排。在此之前，個別公司自行制訂公積金計劃，此類自發性計劃亦成為僱主用以吸引優秀員工的競爭手段，其中有部分採用類似「對沖」安排也許無可厚非。但強積金乃強制性計劃，實不應容許僱主作「對沖」安排。
當時我與其他經濟學家都有所議論，認為強制所有公司採用強積金「對沖」安排殊不合理、多此一舉。在香港競爭如此激烈的市場環境，僱主在強積金計劃中的供款大都很快轉嫁僱員身上，部分供款則轉嫁消費者負擔。
以為僱主也為強積金供款，不過自欺欺人而已， 所謂僱主供款，其實只是往後調整僱員薪金以從中抽取，以及轉嫁所需款項於顧客身上。與其繼續維持僱主與僱員雙方供款的假象，倒不如直接由僱員把薪金中10%撥作強積金，但僱員不會願意如此安排。那麼當初勞工組織又為何主張推行強積金計劃？
事實證明，「對沖」安排下，僱主的確從兩方面得益：第一，僱主得以把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成本轉嫁僱員身上，實際程度則視乎其調整僱員薪金及貨品價格的能力而定；第二，在雙方合力供款的假象下，僱主得以保留代僱員選擇投資基金的特權。這個大前提下，負責管理強積金投資基金的銀行和基金經理，有較大誘因為僱主提供優惠條款，而非為僱員爭取較佳回報。
結果強積金未能為退休者爭取最高回報，而是讓尋求信貸的企業得益。事實上，設立強積金計劃的唯一動機，應在於取得較佳投資回報，一如1981年在智利推出的同類計劃。
智利良策利民
智利總統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獨裁統治期間，勞工社會安全部長José Piñera（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經濟學者）受到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啟發，大力改革智利的「隨收隨付」社會保障制度，於1970與1980年代傳為市場經濟自由主義的一時佳話。
智利的私營退休福利計劃創全球之先河，由政府監管，規定僱員抽取薪金中10%作為供款，然後投資各種國內外固定回報資產和證券，智利因而得以累積全球最大筆高回報退休資本，堪供哥倫比亞、印度以至俄羅斯等全球20多國借鑑。
1980年，Piñera 向智利國民推介這套計劃時，以實質年回報率4%為例來說服他們。正式實施之後，更出現星級回報：從1981年中至2015年中33年之間，錄得8.7%的實質年回報率。
香港回報跑輸
各種投資基金之間競爭激烈，能令基金管理費維持低水平。新加坡的情況卻並非如此，其中央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CPF）由政府直接管理，由於缺乏市場競爭和透明度，CPF 的回報表現大大落後於智利，同期實質投資年回報率僅為1.75%。
香港強積金的投資回報表現與新加坡 CPF 大致相若。自實施以來，由2002年中至2015年中，錄得2.28%，略高於新加坡 CPF 同期的0.45%回報表現；與智利在此期間的退休金實質回報5.48%相比，新加坡和香港兩地回報表現可謂相形見絀。
港人對此自然心感不滿，更難免對退休前景憂心忡忡。香港強積金投資回報表現不濟，問題在於缺乏以為退休者爭取最高回報為目標的有效競爭。
「對沖」安排正是競爭失效的一大主因，因為其中產生的競爭未能令僱員受惠，反而讓僱主獲益。直至目前為止，強積金中只有僱員供款部分可以轉移，僱主供款至今仍未解禁。
競爭失效亦皆由可供選擇的投資基金過於繁雜。現時可供僱員選擇的基金多達457種，其中又分為六大類；如此安排只會令僱員眼花繚亂，無所適從，失去競爭的意義。
智利的退休金計劃，則由僱員全權決定是否轉移退休金。該國的計劃任由國民從 A 到 E 五項基金中作出選擇。它們的分別，是賬戶內固定回報與非固定回報資產的比重不同。A 項基金風險最高，其中證券佔資產的比重可高達80%；E項基金最保守，其中證券最高僅佔5%的比重；其他三項則介乎這兩項之間。
至於 C 項基金，其回報表現處於五項基金表現的平均水平。1981年中至2015年中這段期間，智利 C 項基金的實質年回報率達8.5%；而自2002年中至2015年中，其年回報率為5.48%，遠勝香港強積金的3.01%。
管理費高昂反映無競爭
基金公司之間缺乏競爭，亦可從每年行政費用和外聘基金管理費高昂的現象中得知端倪。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2012年11月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07年全年強積金管理費總值比率為1.74%，其中外聘基金管理費佔0.59%，比下列各地基金管理費比率為高：墨西哥1.32%、澳洲1.21%、美國0.83%、智利0.60%（其中外聘基金管理費佔0.27%）；香港強積金行政費比率高達0.75%，智利為0.33%，其餘國家的比率則介乎0.1%至0.42%，同樣遠較香港為低。
不論管理費用或投資回報，香港與智利的退休金計劃的同期數據懸殊，實在極堪憂慮，顯示香港強積金制度紕漏嚴重。單以「無能」二字，實不足以解釋兩地長期巨大差距，事實上反映出香港強積金制度規管不當的確嚴重打擊有效競爭。
及早取消「對沖」 讓僱員自主
及早取消「對沖」安排，僱員始能自由抉擇強積金計劃中的安排，有望帶來較佳投資回報。簡化行政手續，亦可方便僱員從精簡的基金名單中作出明智抉擇。
鑑於港人轉工頻密，僱員往往同時持有多個僱主指定的強積金賬戶；若能把四散的資金集中起來，僱員也可得享規模經濟效益，較易掌握基金的投資表現，從而作出較為明智的投資選擇。行政手續簡化，自然也有助減低各種收費。
由僱主而非僱員選擇基金經理的做法，無疑嚴重窒礙競爭，變相保障基金管理業，包括各大銀行和保險公司不愁客源。只要僱主肯繼續使用其服務，基金經理也就毋須為投資表現對賬戶持有人負責。因此，僱員的資金必須便於轉移，才能激發基金管理公司之間的有效競爭。智利的先例說明，這亦有助於減低收費，改善回報。
強積金制度急待改進，必須及早落實改善措施， 始有望減輕大力鼓吹「隨收隨付」式社會退休保障計劃的民粹壓力。這類社會退保計劃注定受制於政治角力，難免破產收場，打擊工作和儲蓄意欲，並在人口老化趨勢下造成巨大財政負擔，破壞香港財政的穩健制度。
政府應修改法律，鼓勵強積金及早改弦易轍，為全港存戶改善回報，尤其是儲蓄有限、須依靠強積金以安享晚年者；成功的強積金制度實在可減少老年貧困。全面施行強積金實在較有利，更可加以優化。這關乎全港市民利益，尤其是弱勢社群的老年保障，改革實不應受銀行、保險公司和僱主等既得利益者所牽制。
原文刊於《信報》，原題為〈改革強積金制度刻不容緩〉，獲作者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