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新加坡大選結束之際，筆者到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院，參加一個由貝格魯恩研究所（Berggruen Institute）主辦的工作會議，討論被稱之為「後黨治理」（Post-Party Governance）的政治問題。這個主題關乎目前世界選舉民主所產生的問題及其未來的出路，和新加坡選舉也密切相關。實際上，如果把剛剛過去的新加坡選舉放到治理這個架構來理解，更具現實意義。
會議並不大，只邀請了十幾個學者和前政要參加，大家先就「後黨治理」這個主題發言並充分討論。參加者包括意大利前總理蒙蒂（Mario Monti）、美國企業家貝格魯恩（Nicolas Berggruen）、資深媒體人加爾德（Nathan Gardes）、來自斯坦福大學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馬塞多（Stephen Macedo）、來自斯坦福大學的利瓦伊（Margaret Levi，她曾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來自中國清華大學的貝淡寧（Daniel Bell）和汪暉、北大的姚洋和復旦的白彤東。
之所以提出「後黨治理」這個概念，主要是因為主辦者認為，目前西方民主國家的治理（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都出現了大問題。在工業化時代，西方建立在多黨政治之上的民主政治運作良好，主要社會經濟階層例如資本和勞動者都形成了自己的政黨，並積極參與到國家的政治過程之中。民主治理運作良好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工業革命之後產生了龐大的中產階層，各社會階層儘管都有自己的政策偏好，但能夠對關鍵的社會經濟問題達成共識。
就其本質而言，民主政治便是共識政治。但是，隨着西方社會利益高度分化，多黨民主開始運作不良，往往形成政治僵局。政治僵局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惡化問題。換句話說，傳統上政黨是社會力量的整合手段，但現在已經演變成社會分化的工具。在非西方國家，建立在多黨政治之上的治理問題，要比西方更為嚴峻。儘管多黨，但並不能發展出民主政治；相反，一些國家已經演變成「失敗國家」，更多的是處於「失敗國家」的邊緣。因此，現在正是一個關鍵的歷史時期，要求人們認真研究如何通過引入超越黨派或者非黨派（non-partisan）的力量，來重構社會政治治理機制。
會議主辦者相信，更為廣泛、更為有效的社會參與，需要有效的非黨派力量的調解。今天的世界，不管什麼地方，社會的政治覺醒已經成為事實，各種社會力量都想通過各種管道參與和影響政治。在人人可以參與政治的情況下，必然會產生更為分化的利益和社會群體。這就需要更強大的、非黨派的、去政治化的調解力量，促成黨派和選民的短期利益與國家社會的長遠利益之間、黨派和選民的特殊利益與國家社會的普遍利益之間妥協，至少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
能否進行政治創新？
不過，問題在於有否可能進行政治創新，構建一種整合直接民主、代議民主和「去政治化」的賢能政治（meritocracy）的「後政黨政治」（post-party politics）制度，從而在使得權力更具知識、民主決策更能考慮長遠利益的同時，促成執政黨承擔政治責任呢？圍繞這些主題，會議討論了如下幾個領域的問題進。
第一、檢討今天的多黨民主不良運作及其僵局的原因。第二、檢討歷史上有關政黨政治或者派系政治，是否有害於社會治理的各種爭論，包括美國國父麥迪遜、馬克思、列寧和意大利新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等，對此都有過很多論述。他們的論點和當時的提醒甚至警告，迄今並未過時，需要重新反思。第三、討論非黨治理（即那些不是建立在政黨政治之上的制度機制）和一黨獨大制度、一黨主導制度可持續治理的歷史經驗，這裏包括中國（近代革命之前和改革開放以來） 、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日本的自由民主黨和瑞典社會民主黨等。這些政黨都長期執政，並且在致力於建設一個富有社會的同時，社會治理也非常有效。第四、討論如何在制度上設計一個同時能夠獲得共識和有效反饋的非政黨或者後政黨制度。
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要參與者深刻思考這些問題。與會者對中國等國家的治理經驗，表現出非常強烈的興趣。
我自己在幾年前出版的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書中，提出了「組織化王權」的概念，論證了近代以來中國的政治轉型的主題，就是實現了從傳統建立在個人和家庭之上的王權，到建立在組織之上的「黨權」。一黨主導體制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是因為這個政黨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使得其通過繼續轉型來獲取和維持新的合法性。這種包容和開放，使得其在吸收了民主、法治等要素的同時，不會演變成西方那樣的政治體系。更為重要的是，開放包容性能夠保障有效的決策和政策執行，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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