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傳世與大學制度〉

《科學與文化》前言、第一章

「引用指數」這個玩意一時間同事們都注意起來了,但過了幾年大家注意到,某些譁眾取寵的文章,屬廢物,可以大熱三幾年;毫無新意、綜論他家之作的,多被引用;做學報編輯有大着數——作者要擦編輯的鞋。
前言
 
《科學與文化》這個書名是一系列評論中國的大學制度的文章寫好之後才起的,共九篇,放進這本書就變為九章了。有四篇此前發表的有關文章,放在後面作為附錄。
 
大學的運作非常複雜。學術的產品主要是思想,一般難以觸摸,其價值為何往往要很長的時日才知道。大學的安排是把一組一組搞思想產出的人匯集在一起,再把一級一級的學生放進去,跟那一組一組搞思想的學習。產出的思想一般市場無價,但學生畢業後他們的市值薪酬會上升,教他們的老師因而也有收入。
 
有大成的大學不多見,但明顯地這些大學的畢業生在市場很值錢,帶起了他們的老師的收入。另一方面,好些有錢人欣賞思想的發展,變得很慷慨,樂意捐錢給有成果的大學——很多時生活得好的舊生把錢捐到母校去。大學要辦得好真的很困難,最高的成就是能把一些有創意的思想範疇搞起來,社會的知識質量因而提升,人民的生命會變得豐富一點。
 
辦大學,不管是誰出的錢,社會的成本不菲。錢少不可為,但不是出錢多就一定會有好效果。這集子的文章,是探討在錢一定要花的情況下,大學應該怎樣處理才可以為社會賺取較為可觀的回報。
 
張五常
2015年5月
 
第一章:思想傳世與大學制度
 
最近見到一份美國西岸某大學的經濟研究院的讀物表,2009年編的,推薦54件作品,其中九件是我的陳年舊作。有點偏袒吧。我可沒有在該校教過。去年一位同學到美國東岸進入某經濟研究院後,說新生被指定要先讀兩篇文章。其一是阿爾欽的《不確定與自然淘汰》,其二是我的《蜜蜂的神話》。阿師的《自然淘汰》遠比我的《蜜蜂》重要,跟他掛鈎是高攀了。幾年前美國西岸另一家大學的一位教授傳來他的一位學生的文章,批評我1970年發表的《合約結構》,來信中該教授說我那《結構》一文是天然資源課程的必讀的作品。奇怪那54件作品的讀物表,我1983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沒有放進去。
 

傳世40年引以為傲

 
這些日子我終於完成了厚達千多頁的《經濟解釋》的最後小修,北京的中信正在出版了,而香港的繁體版兩個月後會以精裝面市。學術生涯是畫上了句號吧。我因而想到,40年前是1975,不知在該年之前自己發表的文章有多少今天還有人記得呢?搜查一下,發覺還有人引用的近於全部。下面是1975年之前的作品:
 
《私產與佃農分成》(1968),《佃農理論》(是書,1969),《合約選擇》(1969),《合約結構與非私產理論》(1970),《子女產權與中國婚姻》(1972),《蜜蜂的神話》(1973),《價格管制理論》(1974)。上述七件作品不僅今天還在,被引用的頻率有上升趨勢。有另外兩件是否還在有問號。其一是1969年發表的只兩三頁的短文,題為《費雪與紅衛兵》。這小品歷來認為不會有人讀,但今天某網頁說是我的 famous wit。看來是一些行內君子在我背後閒言閒語。另一篇是1975年發表的《屋頂與天星》,寫香港二戰前的租金管制。雖然寫得用心,我歷來不認為該文有機會傳世,因為寫的是很特別的實例,沒有一般性的用場。但上文提到的讀物表,該文竟然出現。
 

引用指數不及讀物表可靠

 
用英文下筆的學術論著中,我沒有發表過一件大紅大紫的。然而,40年是長時日,還有人記得,而被引用的頻率,下降了一段日子後今天再上升。同樣被行家們引用200次的文章,出道兩年就200次,之後不再,是大紅,卻遠不及每年五次40年加起來200次那麼重要。事實上,只要大約平均,40年加起來有百多次算是經典之作了。我1983年發表的《公司》,兩年前的引用指數1,400多,是我被引用最多的英語文章,到今天32年。科斯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是個奇蹟,兩年前算被引用約2萬次!法律刊物幫了他一個大忙:被經濟學界開始漠視之際,法律學界極為重視。
 
文章長壽,我們搞思想創作的夢寐以求。上世紀70年代初期,不知是誰想出來的主意,推出「引用指數」這個玩意。一時間同事們都注意起來了。但過了幾年大家注意到,某些譁眾取寵的文章,屬廢物,可以大熱三幾年;毫無新意、綜論他家之作的,多被引用;做學報編輯有大着數——作者要擦編輯的鞋。究竟這引用指數代表着什麼很難說。再過一段時日,大家察覺到:大名的教授,在研究院多教博士生的,在生時有很高的引用指數,但謝世後這指數一下子下降至零或近於零。同事之間於是轉向文章傳世的時日看。傳世時日這個衡量,引用指數當然有用場,但比不上文章打進研究院的讀物表那麼可靠。有兩點。其一是讀物表的文章,為了考試研究生會讀得較為用心,影響了他們將來寫文章的思維;其二是教授編好了給學生的讀物表,不會頻頻更改——一般是多年不變的。
 

思想共用賣不起錢

 
長壽文章值錢嗎?不及短暫火熱的那麼值錢。我出道時的一兩件作品對我升職有助,其他的對自己的收入貢獻一律是零。那剛好是在算文章數量之前,為追求真理而研究是當時師友之間的意識。我從來不需要管文章的數量是多是少。事實上,退休後我花了14年才寫好的《經濟解釋》——絕對是我最重要的學術作品——帶來的金錢收入是負值:稿酬或版稅由協助整理文稿的收取,墨水與紙張是自己出錢買的。真羨慕戴維德:這位深深地影響了我的思想大師索性不寫文章,連墨水與紙張錢也省下了。他的捆綁銷售的口述傳統起自60年前,這傳統今天還在,我沒有一篇文章比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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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