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演變為法官作出的裁決須得到陪審團同意方為有效，而英皇亦接受陪審團對皇家法官及皇權的制約權力。十四世紀，陪審團審判與「正當法律程序」終於正式由國會確立為國家法則。
法官職能則日漸收窄，以至限於維持法庭秩序，引導陪審員評估案情，並確保各類訴訟按照既定法則進行。司法獨立經1701年王位繼承法確立，在十八世紀發展而成英國法制中毋庸置疑的一大元素。
及至十九世紀，隨着社會結構漸形複雜，經濟發展日益發達，更有必要立例制訂法律。鑑於國君難以掌握個別訴訟案件，為求維持其對法官的操控，立例制訂法律不失為妥善有效之舉。立例制訂法律尤須依靠制訂具體而「明確的法則」（bright-line rule），而非賴以仲裁的空泛原則；不少法學家往往視之為民法制度的定義要素。
明確法則定義清晰，不容在釋義上出現任何歧義，目的在於產生符合預期而又統一的裁決。明確法則既簡潔又易於明辨違法行為，有助於國君據以監察、評價法官的表現。
普通法與民法兩大法制之間的主要分歧，在於一方以法律條文為重，另一方則以口頭抗辯為重；一方以審判、上訴為重，把檢控與裁判分家，另一方則把檢控與裁判合一，以及判例所起的重要性。普通法與民法制度相異之處，可歸因選擇由國家控制司法抑或司法獨立。
隨着法典日趨精確，而對法官的地方壓力日減，普通法與民法兩大法制對個別類似訴訟案件所作裁決結果，亦漸有合流之勢。民法制度在君主旨意貼近民間意願時較能收到應有效果，否則只會淪為君主操控法官及向政敵報復的手段。
民法制度在獨裁制度下效果極差，既令司法政治化，又在社會上產生不良後果。若政府所受民間制約較大，而君主、法官、地方之間的利益又較為一致，則中央集權式司法的情況不會嚴重。
部分曾為殖民地的國家和地區，承襲前宗主國的法制，其現行法則為法制移植的結果。普通法在移植過程中不至深受政治化之害，因為政府較難操控司法；若把民法制度移植到政治不良之地，則當地政府濫權狀況只會變本加厲，類似例證亦比比皆是。
國法傳統對港含義
中國傳統法制始於戰國時代，乃建立國家所衍生的產物，源遠流長；當時國家廣納賢才治國，官爵世襲的封建制度告終。戰國時代戰火連年，戰況慘烈，建立官僚法制系統，成為在列國中掙扎求存的情況下，全力動員軍事和經濟力量的有效政治工具。及至秦漢一統天下，廣泛推行地權私有化，展開國運昌隆一頁。
中國的皇朝歷史中，受制於地方諸侯的程度遠比法國為低，得享的太平日子亦較多。不過，要管理和防禦版圖遼闊而又村落分散的農業帝國，經濟上的代價不菲。因此，縱使深受儒家德育熏陶，為官者苦於入不敷支，亦難禁受地主賄賂而徇私枉法。鑑古可知，枉法情況多非因威逼而起，而多是受到利誘徇私。天子揮霍無度，加上征戰不斷，造成國庫空虛，貪贓枉法、賣官鬻爵成風，因而埋下國勢衰頹的禍根。
不過，歷來執法和司法仍深受王者重視。清朝勒令官員須呈交謀殺及誤殺案件的檔案，罪成的刑罰是處死；每案俱由刑部審批，足見清廷的司法制度極為嚴謹及有系統。
至於有關規定的動機，顯然在於操控身兼司法職能的朝廷命官，以確保對嚴重罪行施以符合預期以及統一的司法裁決。操控官吏的另一策略，則在採取官吏經常輪流調職，遠離本身家鄉，以免樹立地方勢力。官吏貪污致令司法制度腐敗，一向都是朝廷的重大關注。
踏入二十世紀，中國政府基於德國法制強調地方社群的特質，最能切合其遼闊版圖及官僚傳統，決定予以採納。德國民法制度本是普魯士民族建立國家官僚體制，以及強大武裝部隊以抗衡法國拿破崙政府的產物，有關建制在統一德國俾斯麥政權下眾多自治小國、公國以及城市發揮重大作用。
分別起源於英法兩國的普通法和民法制度，同樣基於十二、十三世紀兩國君主與地方貴族領主之間的政治權力分配狀況所需。回顧中國歷史，其傳統法制則植根於戰亂時期掙扎求存，以及後來統治遼闊疆土之需，而近世的現代化則以工業化為目標。對中國而言，無論在管治、統治以至司法方面，至今仍受此等目標所主導。
任何法制一經制定，就會成為永久建制安排，對社會秩序的形成產生主導作用。英法兩國在其殖民地強制施行的法制，對經濟、社會、政治事務始終留存主導性的影響，就是極大明證。
在「一國兩制」之下，仍須各方攜手努力，促使港人在普通法制度下的生活，與受德國影響的中國民法制度以及中國法律傳統互相結合。遠溯1100至1400年的300年間，英國封建領主向君主獻金，以取得地方仲裁權，雖偶有衝突，仍不斷向君主奉獻，以期獲取更大的解決地方紛爭自主權。相形之下，不禁要問香港究竟有何付出？香港究竟應付出什麼？
（封面圖片：亞新社）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