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 Angus Deaton 教授憑消費、貧窮、福利方面的研究成就，獲頒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我素來欽佩他的研究，更把他的近作 The Great Escape 作為我在大學所教的一年級通識課程 Poverty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的第一讀本。
Deaton 教授的研究，對了解發展中國家及發達國家的貧窮及福利問題啟發良多，其中的關鍵元素可歸納為以下三項。
收入以外 關鍵指標
首先，無論個人或家庭，收入並非決定生活是否安逸的唯一關鍵因素。由此引伸，發達國以至貧窮社會，以收入為量度福利唯一指標的慣常做法，不但失諸偏頗，且會在制訂化解貧窮及社會不均的政策時，引起誤導。
不工作而獲得的餘暇，可視為非以收入量度人生安逸的另一考慮，且看看以下情況：生產力提升，收入自然增加，但個人花在工作上的時間反而減少，並非純粹工作日數以至工作周縮短，而是一生之中的工作年數也縮減。不工作所得的餘暇，其實並非無所事事或浪費時間，而往往等於將時間投放在加強人力資本（包括讀書、培訓、運動，以至睡眠）和遊戲方面，令人樂在其中，而獲高度重視。
健康改善令預期壽命延長，令人生倍加安逸，因此，量度人生安逸不應只限於量度收入差額和變化，而須將隨着健康改善、生產力與收入增加帶來的額外餘暇，一併計算。箇中效應實在非同小可。
富有不一定健康
要了解上述 Deaton 教授相關研究中第一項的實際含義，不妨先看看重視健康對人生安逸到底有何影響。從實際經驗觀察所得，富者健康往往優於貧者。發達國家的人，健康狀況平均較發展中國家的人為佳：壽命較長、患病日子較少、身形較高等量度健康的準則，都提供了明證。
這些指標雖與人際收入、國際收入、歷時收入變化關係密切，但健康與收入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健康的人未必富有，而富有的人又不一定健康。
富者與貧者，以及發達國與貧窮國之間，生活安逸的程度，又究竟會否因健康改善，而令差距收窄或擴闊？這關乎在健康改善的情況下，誰得以從中受惠。假設富者收入100元，貧者收入25元，再假設健康改善等同兩者收入各增加25元，兩者收入金額的相對差距（而非絕對差距）會因而收窄。假使健康改善令富者得益的金額為50元，而貧者得益的金額僅為5元，二者收入的相對差距就會因而擴闊。
Gary Becker 教授（亦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其他經濟學者的實證研究發現，與傳染、呼吸、消化、先天、產期前後，以及其他「不明確」（ill-defined）疾病有關的醫學及科學突破，由於有助減低50歲以下者因而喪生的死亡率，故等同延長所有人的預期壽命。不僅人人受惠，亦能收窄各國內部以至國際之間的貧富差距，使安逸生活的分配較為平均。
不過，近年來種種預防、治療愛滋病或神經系統、感覺器官、心臟及循環系統相關疾病的療程，則減低年過50者因罹患而喪生的死亡率，不但國際間健康更加不均，亦往往令發達國家內部的不均加劇。
堅尼系數 不考慮終身收入效應
至於 Deaton 教授所作的第二項研究，是個人消費選擇的效應。Deaton 教授在研究中強調的，是對安逸人生的終身效應，而非在特定時刻的作用。因此，無論健康抑或家庭收入，量度時亦須以其終身效應為準則，而非僅以某一時段量度。
上述概念與近半個世紀以來，以量度家庭收入分散程度的堅尼系數，作為量度經濟不均的普遍做法，大不相同。這量度方式不把終身健康護理視為安逸人生的重要影響因素，亦不考慮終身收入效應。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率先提出個人及家庭收入按年波動頗大此一概念，Deaton 教授則在研究中進一步演繹。Mark Rank、Thomas Hirschl、Kirk Foster 等三位社會學家在合著的《追逐美國夢》（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中，對年齡介乎25至60歲美國人歷時44年的縱向數據詳加分析，亦印證了佛利民與 Deaton 兩位教授的相關理論。三位社會學家在書中指出，美國有12%的人口會在一生中最少有一年置身最高收入1%分布之中，納入最高收入5%及10%分布中的美國人口比率，分別為39%及56%，而納入最高收入20%分布的更高達73%。
這些發現實在發人深省。收入短期內的波動， 多是收入升跌變化的短暫現象，無論對個人或家庭而言，關乎安逸的考慮因素，均非只看一時，而是終身的影響。
英國財政研究學院（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近期發表的研究報告還發現，終身收入的分散程度實較按年收入為低。
消費選擇的解貧契機
Deaton 教授的第三項研究，在於展示經濟學理論對制訂化解貧窮與不均政策的參考作用。正如前述，Deaton 教授的研究，既揭示對於人生安逸，收入與健康的影響同樣重要，亦指出終身效應比一時的效應更有關連。至於其消費經濟學理論，亦明示為化解貧窮及不均而制訂的政策，須從教育、醫護、幼兒階段介入，以扶助窮家子弟等方面為重點。
旨在支援貧者消費的收入重新分配政策，只能減輕單以堅尼系數量度的貧窮程度。Deaton 教授認為，解貧不應執着如何改善量度標準。他更認為獎勵努力、冒險、運氣等造成社會不均的因素，亦是脫貧不可或缺的條件。
瑞典皇家科學院把諾貝爾經濟學獎頒予 Deaton 教授時表示：「要制訂有利社福而又有助減貧的政策，必先對個人消費選擇有所掌握。對增進這方面的了解，Deaton 教授貢獻之巨，實在無出其右。」此一評語可謂既明智又中肯。
【參考文獻】
M. Brewer, M.C. Dias, J. Shaw, “Lifetime Ine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Working paper W12/23,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UK, Oct 2012.
G.S. Becker, T.J. Philipson, R.R. Soares,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1 March 2005, pp. 277-291
原文刊於《信報網站》，獲作者授權轉載，副題為編輯所加。
（封面圖片：設計圖片；普林斯頓大學網站、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