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重要定律在世界各國都能應用。本文討論兩個重要的宏觀經濟定律在中國的應用。這兩個定律不但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後，而且在中國實行計劃經濟時也能應用。內容是根據我最近的研究，將在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5年12月發表。
宏觀經濟是用來解釋國家總生產或總收入和與它有關的變數。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總收入等於總消費，加總投資再加淨出口（出口減進口）。本文介紹的定律是用來解釋消費與投資。
直到1950年代，經濟學界認為解釋總消費最重要的變數是總收入。因為每人的消費是由他的收入決定。因此總消費是由總收入決定。但當總收入增加時，總消費增加的百分比小於總收入的百分比。這種說法似乎有理，也有數據證明。當我們觀察不同國家在十數年內總消費與消費變動的關係時，總消費增加的百分比確是低於總收入的百分比。如此繼續下去，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時，消費的增加趕不上生產的增加，以致對國家總生產的需求不足，使經濟不能繼續發展。
新理論同樣適用於中美台
我的老師米爾頓弗里德曼不相信這種說法。提出一個新的理論來解釋消費。他的理論是消費與「持久性收入」成正比。當年的收入不能衡量消費者的購買力。持久性收入是當年收入與去年收入的平均數，等於 b 乘當年收入加（1－b）乘上一年之收入。b 愈大當年收入對持久性收入的影響愈大。弗里德曼用美國的數據證明他的總消費理論是對的，比只用當年收入來解析消費好。研究結果在1957年出版。後來在1976年因此得到經濟學的諾貝爾獎。
我用了從1952年至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發現弗里德曼的消費理論能解釋中國的總消費。而且用了鄒氏測驗發現弗里德曼消費理論方程的參數在1978年經濟改革前後沒有改變。讀者或會懷疑這個結論。因為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實行了配給部分消費品的制度。居民只能購買固定數量的配給消費品。但是他們總消費的數量還是由弗里德曼消費理論的方程來決定。如果他們不能多買配給的消費品，便會把收入用來多買其他的消費品。
宏觀經濟第二個重要理論是用來解釋總投資。這理論分兩部分：（1）投資是資本的增加。這是一個經濟學的定義。（2）資本是一個生產要素。資本的數量是由總生產的數量決定。因此投資是由總生產的增加（今年的總生產減去年的總生產）來決定。如果我們用今年的總生產與去年的總生產來解析投資，今年總生產的系數是正的，去年總生產的系數是負的，但它的絕對數的價值與前者相同。這個解析投資的理論被稱為加速理論。收入或生產是速度，生產的增加是加速。
日前筆者用了不少美國和中國的數據發現上述投資理論是對的。這次我用了中國統計年鑒從1952到2013年的數據，也實證了這個投資理論。同時用了鄒氏測驗發現此投資理論中的兩個系數在1978年前後沒有改變。讀者或會疑問這解釋投資的理論為何在中國實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時都能應用。原因是這個理論是從上面說的兩個假定（1）與（2）演變出來的。（1）是定義，（2）是一個生產的規律。應當在一個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都能應用。
台經濟政策不穩致參數下降
最近我與台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的殷壽鏞博士用了台灣從1961至2014年的數據，證明了上述用來解釋消費和投資的理論也是適用的。但是計算持久性收入的參數 b 在1996年施行民主後減少了，便是說今年的收入對持久性收入的影響沒有從前大。或說在計算持久性收入時人民不像從前的重視今年的收入。原因是今年收入的變動很難預知。亦即政府經濟政策難以預測，不如從前的穩定。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當馬英九總統與中國政府議定經濟合作的條件後，議會不通過，導致無法施行。另一例子是決定經濟政策的行政官長，約兩年變換一次，以致經濟政策不穩定。
再者行政部長全體要定期去立法院受宣問，表現他們的權力有限。這都不如台灣在建立民主制度前政府決策的穩定。當時一般部長長期為政府服務。政府的政策對國家總生產的影響比較固定。如此人民多用當年收入的數據來計算他們的持久性收入。從弗里德曼的消費理論來說，b 的數量變少了。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