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香港近期也多了人談改革，行政長官李家超在10月1日的國慶酒會上也表示，「要乘二十屆三中全會東風推進改革，與國家同進步、共繁榮」。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及顧問張炳良教授，在《信報》撰文表示香港是「改革之都」，唯自我革新漸失勁力，港式資本主義的體制缺陷急待解決。
在〈香港「改革」 關乎在新時代好好做回自己〉一文中，張炳良強調，應靈活運用「中國香港」身份，「致力國際循環，抓大放小，避免教條，勇拓空間」，透過「新經濟動能」再造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中介作用。
回歸後政經環境改變 官僚弱點盡露
張炳良在文章中表示，自上世紀二戰以來，香港一直逆境求變，在地緣政治狹縫中找空間、尋機遇，70年代起勵行改革，80、90年代出台不少長期改革，可說是「改革之都」。這種不靠政府引導市場的另類成功發展模式，使香港走向世界尖端，匯集各地人才，贏得國際樞紐地位，更成為內地改革開放早期的參照典範。香港回歸時實施一國兩制，就是為了保持香港這種獨特優勢，使之有利於國家的現代化。
回歸早期，首任特首董建華仍有延續公營部門改革，並且提出發展各種產業中心強化香港地位。但是，張炳良指出「自我革新漸失勁力，回歸後政經環境有變，使大時代官僚視野不足的弱點盡露」，「不少改革生不逢時，失色收場」，自此官員們似「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而傳統公務員「多拙於市場經營認知，主要依賴規管及派錢手段」。
反修例一場悲劇 加劇政經壓力
雖然本港一些經濟表現及民生指標。一直位於世界前列，但張炳良提到城市發展容量不足，經濟結構轉型乏力，反映出有體制缺陷，回歸前的制度已無法回應新世紀的全球化、區域競爭、數字經濟等衝擊，在內地經濟與科技急速崛起下，「香港相對優勢褪色，角色成疑」。
他形容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是一場悲劇，除了受普世通病──官僚主義的影響，更因為處理不好政制及國民教育問題，令到香港「身份政治極端化，議會失效，官員動輒得咎，政策改革滯後，且鄰避心態（NIMBY）日重」。因為普選問題，社會耗盡精力，變得泛政治化，長遠規劃改革備受忽視，最終分離主義抬頭，引爆反修例風波。
反修例風波後，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感到香港倒退、自由受限，部分港人失去信心，移民潮再起。逐漸老化的香港經濟，面對投資和消費疲弱、政府財困，還要承受內地經濟處於瓶頸的衝擊，在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壓力下，「自難政通人和」。張炳良指出，在生產要素（包括土地、資本、人力人才、科技）受到制約下，香港急須開拓和善用人才，擴大容量與產能，提升創新含量與增值，不能一味靠內地資金支撐股市、樓市以至服務業。
以大灣區為平台 重新打進世界
他稱，三中全會提出打造開放高地和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正是香港可發揮優勢之處。香港要「在新時代好好做回自己的戰略地位，走出政經桎梏，更要做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配合深化改革」。他表示，香港要以大灣區為平台充實自己的強弱項，除了金融、專業服務等產業，也要銳意發展創科、教育及其他增值領域，「打進世界」。
張炳良認為，中央仍期望香港維持其獨特性及國際化，擴大對外包括西方的聯繫，所以要「再造中介作用」。「如何在一國兩制下既重國安也倡自由開放，既愛國也擁抱世界，在在考驗特區制度韌力及政府治理藝術」。他呼籲香港政商界人士要解放思想，重拾Can do精神，肯闖敢試，並忌浮誇，不要走入政治正確的窄巷，過分視所有懷疑、抵制或躺平的情緒為「軟對抗」，徒添對政府的疏離，否則「改革會事倍功半，容易陷入Catch 22之局」。
他表示，勇於改革的政府，需要爭取社會認受性、擁有逆向思考，與社會各界和公民社會緊密聯繫，才能有效動員各方資源，較能承受轉型帶來的陣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