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教育史應該寫上李越挺的名字。筆者與李先生沒有私交，見面也多是在公事場合，但是香港近世教育發展的轉折時刻，李先生都起了關鍵的作用。
1970年代，筆者在筲箕灣辦私校，1973年加入香港私立英文學校聯會（簡稱校聯會），裏面有不少巨型私校，如新法、威靈頓，都是1、2萬個學生、多個校舍的大企業。第一次參加他們的年會，是在半島酒店的午餐會，可見還是私校的黃金時代。會上的貴賓是教育署的鄭達禮，演講主題是政府將會向私校「買位」。
「買位」者，政府為私校學生支付學費，把私校學位納入政府公立學位擴展計劃。當時的私校還未感到政府擴展公立學位的壓力，對於「買位」，不覺得有什麼吸引力，聽了也就算了。沒有想到後來私校要爭相獲得買位的局面。
筆者在後來做博士研究的時候，才知道那是香港教育的重要時刻。香港在1965年開始小學免費，1970年普及小學，也就是強迫入學。1972至1973年，當時的港督麥理浩跟隨當時英國的思潮，覺得要盡快普及初中。向當時的立法局諮詢，麥理浩覺得回饋的意見步子太小，在教育署的協助下，提出了新的方案，務求全速。上面提到的「買位」只是其中之一，算是借用私校的學位。
其他的辦法包括：新建的校舍盡量收取中一新生，以後轉到後建的校舍；「浮動班制」──運用實驗室等特別室，讓24班的校舍容納30班；「延長日制」，靈活調動學生上課時間，讓同一校舍容納更多學生等等。
教育大變 扭計師爺
這些方案的背後就是當時嶄露頭角的「扭計師爺」李越挺。當時他是高級教育主任。不久他就主持了負責規劃（Planning）的部門。那是全球教育重視規劃的年代，也是重視教育系統的年代。
筆者的博士導師是教育規劃的專家，他說過：「香港的教育規劃，其水平比其他地方高兩三級（two or three jumps）。這裏面就有李越挺的貢獻。
香港教育另一個轉折點是，全面實現九年義務教育，香港稱為「強迫教育」，也是筆者博士研究所得。當年（1983年）在倫敦訪問了麥理浩，他回憶直言引入九年義務教育是一個意外。
1978年他在歐洲參加GATT（WTO前身）會議，香港的合法勞工年齡是14歲，不符合國際的15歲標準，因此無緣參加簽署國際協議。麥理浩連夜打電話回港，馬上下令翌年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以達到15歲的就業標準，終於挽回香港的國際身份。當時只通知了教育署長陶建（Ken Topley）和教育委員會主席利國偉，可見決策之匆忙。
但是如此戲劇化的政策轉變，要付諸實施實在不容易。這需要100%的小學生升讀中學，於是要取消「升中試」。但是小學畢業生用什麼機制升入不同的中學，是一個大挑戰。也是李越挺擔起了這個重擔，設計出後來一直實施的「升中派位辦法」──學校呈交校內成績，通過全體學生的學能測驗調整校際差異，根據調整後的分數高低排列把學生分為幾個Band（當時是5個Band），每名學生有若干學校選項，每一個Band裏面的學生選校機會隨機均等，Band One的學生優先分配，然後順序Band 2、3、4、5（讀者若看不明白，略過無礙）。
這個辦法同時兼顧了校內成績、校際差異、家長/學生選擇權、學校傳統等等不容易兼顧的幾個原則。在短短幾個月內，設計出如此複雜而又可以暢順執行的機制，可以說是匪夷所思。而實施下來，沒有引起明顯的社會噪音，也是奇蹟。 
微服交往 不打官腔
李越挺的「扭計」當然不限於這兩個教育制度的大轉折。筆者不在教育署工作，無法舉出具體的例子。但是可以說明，當時的李越挺還不是教育署長，不是宏觀政策的決策者，但是在方向決定了以後，他可以在複雜的環境中，在短時間內，「扭」出奇妙的實施方案，可以說是當年負責執行的公務員的最高境界。
筆者雖然沒有與李越挺共事過，而在公事上交往，幾乎都是私校與政府談判時坐在桌子的對面。但是有兩件事是筆者與李先生直接交往的。
筆者1970年代在筲箕灣辦學──培元英文書院，是一所小型的私立學校，只有一棟大廈的閣樓和一樓10個教室，再加一個實驗室。面積不到1萬方呎；要在校外租借14個場地，才能有起碼的課外活動。只有幾百個學生。當時還有升中試，85%可以派位升上公立中學，我們收的就是那餘下的15%。
形象地說，招來的中一學生，英文程度大概只有小學3年級。但是卻有一班年輕有為的教師，經過幾年的努力，逐漸受到教育界的注意，不時有來校參觀訪問的（筆者的朋友不少是如此認識的）。
一天，意外地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原來是李越挺，算是微服出巡。他逗留了大約一個多鐘頭。他說：「聽很多同事談起，於是來看看。」在學校走了一遍，問了一些問題（已記不得內容）。當時的確有點受寵若驚，因為這不是官式的「視學」，因此沒有壓力，也沒有任何準備，甚至教師們都不知道。可見，他絕對不是一個只知關在辦公室絞腦汁的官僚。值得一提的是，他沒有一句評論的話，沒有褒，也沒有貶，覺得他就是來了解，不是來指點。
在意了解 不加褒貶
另外一件事，很多年以後，筆者已經在大學工作。當時剛成立教師中心，筆者當了管理委員會的主席。這個管理委員會由教育界選舉產生。選舉的界別包括學校類別的教師一人一票，還有各類教育團體的一會一票。因此管理委員會頗為龐大，有60多人。由於剛剛成立，許多問題需要逐項理清；又因為委員來源多元，意見頗為紛亂。但筆者覺得難得教育界濟濟一堂，就盡量讓大家暢所欲言。因此會議開得比較長，往往過了晚上十點才能結束。
也是李越挺微服出現。他交代說：「聽同事說，你們開會很仔細，很特別，所以來看看。」（大意）他坐了一會就離開了。他也是沒有褒，沒有貶；也沒有乘機發表一番意見，留下一些指示。筆者至今不知道他的同事，到底是嫌我們開會太囉嗦，還是讚我們開會開得好。反正李越挺表現出來的就是，來了解，沒有其他意思。
李越挺退休以後，很少見到他。倒是常常聽到教育局的舊同事不斷傳來他的消息，也知道他還是非常關心香港的教育發展。有一次他與先父住在同一家醫院，走到他床前與他握手。他棉花一樣柔軟的手又勾起了我很多的回憶。他臉上總是掛着微笑，總是專心聆聽，從來不急於發表意見，也從來沒有聽過他有什麼官腔。
李越挺也許代表了香港的一代教育官員，在香港教育急劇擴展的年代，努力而聰明地讓人人受教育。香港教育體系有今天的架構，李越挺功不可沒。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