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本港作家陳冠中的虛構歷史小說《建豐二年》被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政府的說法是： 陳的作品不是禁書，只是不在推薦閱讀之列。
提到禁書，我最近讀了內地歷史學家高華寫的《歷史學的境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15）。高華（1954—2011年）是南京大學前教授，因肝癌盛年辭世。高的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文大學出版，史料充實，分析了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是研究中共黨史的一部經典。此書後來被內地封禁，倒令它成為我內地朋友點名的手信，助了銷路。
比起《紅》書，《歷史學的境界》小塊頭得多了，但不乏精彩的內容。作者討論了國民黨敗走中國大陸的原因，當中包括輕敵、黨內派系互相傾軋、蔣介石用人唯親、中共間諜滲透和受美國牽制等等。中共內部的黨性比國民黨強，亦是成敗關鍵。高華指出蔣介石治陸時期，被迫也好自發也好，對反對派的包容度是很高的。蔣失大陸偏安台灣後，痛定思痛，實行鐵腕管治，打壓反對聲音手段與共產黨不相伯仲。到了小蔣掌權晚期，因為再不能用「反攻大陸」這陳腔濫調來維持統治權的正當性，便開始起用本土人士。今天回首看，台灣的政治改革，應了唐德剛的一句：千舟已過萬重山。
高華也承認犧牲個人自由，有助製造經濟起飛的基礎。台灣如是、中國大陸也如是。問題是社會的演變，不應該停留在這階段。經濟已經跑出頭的地方，人民享用慣了自由，亦很難走回頭路。這亦是為什麼富裕大城市像上海， 市民對防疫封城的抗拒程度，比落後地方為甚。治港官員應該以此為鑑。
人民慣了自由 很難走回頭路
我那天到一家常去的樓上書局，欲購內地作家許知遠的書，店長告訴我，因為題材敏感，容易誤踏紅線，所以再沒有出售許的作品。數月後，我出差義烏，卻在當地書店找到許的書。香港的經濟開放程度，怎麼算也是全國領頭羊，但想不到作為國際大都會，文化上比內地更保守。
近期的一些社會事件，例如中大校長段崇智辭職，和社會上就一宗法庭裁決引發的議論，政府作出的回應，都令大家聯想到特區政府的胸襟。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