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一位前輩向筆者推薦了張炳良教授的著作 Can Hong Kong Exceptionalism Last? Dilemmas of Gover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ver Five Decades, 1970s-2020。一看之下，發現內容十分全面，涵蓋香港50年間制度、政治與公共行政的演進，肯定是在2021年疫情期間出版時筆者看漏了。本書嘗試解釋香港作為一個體系50年來的韌性和表現，如何在政治及制度的限制下，實現了「看似不可能中的可能」（即香港例外主義）。在目前香港急待轉型及尋找新未來的形勢下，更突顯出它的價值。
香港例外主義已達極限
從著作的回顧與分析中，筆者得出兩點觀察與推論。第一，今天人們都在疾呼香港要改革，但我們不要忘記，2019年社會之所以爆發風波，一定程度是由於政府在之前一段長時間都無法透過在房屋、社會安全和退休保障等領域中，實施更具突破性的社會改革，以解決結構性的失衡，導致社會內部矛盾日益加劇。
回想當年政府仍有管治威信，香港多少也處於順境，要解決的問題不過是要改善貧富懸殊、令社會公平一點，而不是像今天般需要大刀闊斧改革，以達至經濟轉型、為香港另覓出路。務實一點來看，以前相對容易的改革也沒有實現，今天危機更深重、改革規模更廣泛，實行的難度亦必然更高。由此可見，今後香港改革之路將肯定是漫長的。
第二，張教授在著作中隱約指出，導致香港例外主義難以持續下去的，是香港不斷崛起的身份政治── 一些人不切實際地要求與中國大陸「全面脫離」，很大程度抵銷了香港本來引以為傲的制度、管治、官僚體系等所帶來的一切貢獻和優勢，令香港例外主義面臨崩潰。基本上，在2019年甚至更早時間，我們已目睹由身份政治所引起的政治爭拗，令香港例外主義到達極限而變得搖搖欲墜；即使政改成功，也不見得可克服該問題。
由此可見，香港例外主義固然是多種偶然下所產生的歷史產物；但到了後期，其實已是每天在「踩鋼線」，只消一把火便可令香港頃刻倒下。所以筆者的疑問是：這種例外主義今後還有沒有重建或維持的可能與必要？香港是否非要這一系列的不一樣、非一般與例外，才可再創輝煌？依筆者所見，儘管香港目前經濟欠佳、前景未明，但在體系上反而已跨過回歸前期的波動性與不確定性，正邁向一種恆常性與肯定性。如張教授所言，香港例外主義的存續正面臨十字路口，唯筆者更覺得是已到了盡頭，香港需要在新基礎上另覓出路。
大灣區與港人身份的重鑄
筆者記得以前授課時，曾談論香港作為一個中國的全球城市（Chinese global city），當時筆者和大部分學生都認為，香港繼續作為一個真正的全球城市便好了，毋須刻意變得「中國化」。但時移世易，現在香港可能只能作為一個中國的全球城市。儘管如此，港人近年展示出可適意地同時面向全球與內地，這種新面向足以作為港人重鑄其身份價值的重要條件與契機。
誠然，這種新面向或心態的形成，與希望移民的港人大多已離港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大灣區的崛起令港人這種新面向或心態有一個得以落地與實踐的機會，可謂厥功至偉。
大灣區──或至少是深圳──對港人的吸引力有目共睹：港人由以前有部分要求與中國大陸「全面脫離」，到現在大部分人都願意隨時北上（GBA-ready），在心態上是個巨大轉變。是大灣區令「香港已經在中國」（Hong Kong is already in China）從一個地理性的概念，轉化為生活性的概念──現在我們已生活在大灣區。
一國兩制實踐的進化與昇華
如果說一國兩制是要保持港人原有生活方式「50年不變」，但今天港人生活方式確實已改變，已變成生活在大灣區，那是否意味着一國兩制的實踐也該相應地進化及昇華呢？這應該是一國兩制實踐中的一個重要課題。當然，依照大灣區及改革開放的布局和構想，大灣區是遲早要與香港作制度對接的。如此的話，大灣區一定程度上未來將會是一國兩制的一種延伸，比起原本的一國兩制擁有一個更廣闊的舞台與未來。所以相對於保持或延續香港例外主義，與其單靠香港為根本來單打獨鬥，香港今後其實更應以大灣區為基礎：一方面在大灣區下實現「再中央化」（recentralization），實現之前錯過了的區域化機遇；另一方面從原來的地方自治，發展為有區域性背景的自治。在這基礎上重鑄香港的身份價值，踏上一條新路徑，在新現實下發展出一個新未來。
筆者知道這不是什麼獨特見解，但就在現在香港需認清新現實、新路徑之際，政府卻又擔心太多人北上，趕忙叫港人回港消費。在真正該討論的時候，反而又不討論了。不過近來中央好像已認清大灣區的統戰價值，向非中國籍的香港永久居民發放內地通行證。筆者在一個周末曾看見一行10多個印度人，帶着小孩與嬰兒車高高興興地從深圳回港。可能他們比起港人北上，更沒有心理包袱，亦可看出非中國籍的香港永久居民以至外國人士，都可在大灣區擁有一個共同未來。
需要轉念的香港
中央和港人都再禁不起一個每天在「踩鋼線」的香港。隨着香港身份政治問題逐漸被克服、逐漸擺脫政治化，我們應更有信心在新現實與新基礎上開闢出一條新路，而不是整天眷戀昔日的香港，奢望有朝能夠恢復原狀。我們一天不認清這事實，只會繼續原地踏步，徒增煩惱。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