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50年不變」到「識變、應變、求變」

在香港回歸後20多年的一段長時間，「50年不變」被奉為金科玉律。當時社會擁抱「50年不變」的價值觀，社會精英及輿論往往以過去的「不變」的標準衡量新發展。社會精英習慣向後望而非向前看，黃金時代永遠在過去而不在將來。結果是整個社會缺乏對將來的願景，也難以塑造將來。香港的發展由是漸漸失速甚至停滯，本港競爭力也被鄰近大城市超越。

今天在中央督促下，「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的調子高唱入雲。如果「50年不變」是「第一次回歸」的標誌，相信「識變、應變、求變」下的改革將會成為「第二次回歸」的主旋律。

「50年不變」是一國兩制方案內的重要方針及承諾。因篇幅所限，本文會分為上、下兩部分：第一部分探討「50年不變」的承諾對香港發展的影響；第二部分會分析「識變、應變、求變」所需的改革將會面對的困難及阻力，並會討論克服這些困難的辦法。

香港回歸涉及主權變更，如此和平的主權過渡在歷史上極為罕有，說明「50年不變」的承諾功不可沒。（Shutterstock）

「50年不變」承諾的功與過

「50年不變」，從字面意思來看，是一個相當奇怪的承諾。現代社會瞬息萬變，「50年不變」怎樣說得通？况且從共產黨人信奉的唯物辯證法來看，事物恒常變化是辯證法的核心；「50年不變」不但有違常識，也違背辯證法原則。

也許我們不應從字面理解「50年不變」的主旨，而要從香港當年回歸的歷史背景探討「50年不變」的含義。當年香港發展水平遠高於內地，大部分港人長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對接受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的統治，有根深柢固的恐懼。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承諾長期保持香港的獨特生活方式不變，對穩定人心有很重要的作用。

歸根究柢，香港回歸涉及主權變更，是「改朝換代」的大事；「改朝換代」而沒有「人頭落地」，歷史上極為罕有，說明「50年不變」的承諾功不可沒。套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名言，無論「50年不變」的承諾是否合乎常理，能捉老鼠的貓便是好貓。

不過，「50年不變」的承諾也帶來不少弊端，例如社會的精英及大眾容易美化過去的港英時代，也會鼓勵極端的懷舊思潮。「不變」的惰性更會成為社會進一步發展及改革的阻力──當社會精英及輿論不斷以過去的標準評價今天變化，便欠缺對未來的想像，也難通過改革塑造將來。

2007年，港府將愛丁堡廣場建築群之一的皇后碼頭拆卸作道路和商廈用途，引發部分民間團體不滿。（Wikimedia Commons）

懷舊熱潮、戀殖情結及本土主義

回歸後不少港人都認為，過去的港英時代是黃金時代。在「50年不變」成為衡量社會好壞標準的情况下，這是自然的結果。筆者在上世紀60年代末進入大學，在學時曾參與社會運動，領教過港英政治部多次粗暴干預，不會天真地歌頌當時的「言論自由」。不過對港英時代沒有切身經驗的年輕人（即回歸後長大的一代），卻容易一廂情願地美化港英時代；後來更進一步發展成為戀殖情結。

黃金時代既然在過去而不在將來，回歸後懷舊熱潮的興起，完全可以理解。懷舊思潮並非香港所獨有，也不是回歸後才出現。不過香港的懷舊熱潮不但在回歸後迅速壯大，更以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方式爆發，例如2006到2007年發生保育皇后碼頭的運動及衝突；運動更出現一些不切實際的極端倡議，例如「原址重建皇后碼頭」的要求。

筆者並不否認皇后碼頭是港人集體回憶的一部分，皇后碼頭與大會堂及愛丁堡廣場是一個統一的建築群，有一定保育價值；不過在中環填海無可避免的情况下，筆者認為最理想的保育方案，是在拆卸碼頭時盡量保留碼頭部件，填海後另覓合適海濱重建碼頭。這也是政府當年回應民間保育要求的建議。

可是當時不少人卻要求在填海後的土地上「原址重建」皇后碼頭。這個要求可謂莫名其妙，因填海後碼頭原址會變成公路和陸地，並非在海邊。「原址重建」皇后碼頭的結果是，碼頭會變成一個公路旁的涼亭，根本沒有碼頭的風味。是以有部分運動人士進一步倡議「原址重建」後在「碼頭」旁邊建造人工湖，頗有「陸上行舟」的想像。總括而言，「原址重建」皇后碼頭的種種倡議不但技術上難以實行，也難以保存該碼頭的海港風味。

許多保育人士在皇后碼頭絕食和靜坐，停止使用後的皇后碼頭仍有人進行活動。（Wikimedia Commons）

保育皇后碼頭的社會運動，並非香港回歸後最龐大的民眾運動；如何保育一個碼頭，也不會影響一般民眾生活。筆者深入分析這個運動，是因為有關保育的討論集中反映了社會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及未來，例如是否迷戀過去及忽視未來；况且參與這個運動的人，不單止包括素來較為激進的環保團體，也包括不少知名的專業及文化界人士。

何以當時會有這麼多團體、社會精英及立法會議員堅持這些「陸上行舟」、悖於常理的方案？是否因為從「50年不變」的原則出發，需要在填海之後面目全非的「原址」重建本來拆卸的建築，才能符合「不變」的要求？

保育本地文物的運動，也滋長了本土關懷。愛護本土的情懷，本來可轉化為建設社會的力量；遺憾的是當年香港的本土主義，卻向極端方向發展成為排外的民粹運動，後來甚至成為分離主義及「港獨」。

2016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訪問香港時特別談到「本土」問題。他說：「月是故鄉明。鄉土情懷人皆有之。我是東北人，我愛我的家鄉；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香港同胞對自己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的珍視，理應得到尊重。事實上，一國兩制的一項主要內涵，就是保持香港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就是對香港『本土』實際情况的最好照顧。現在，有極少數人排斥一國、抗拒中央，甚至打出『港獨』的旗號，這不是『本土』問題，而是以『本土』之名行『分離』之實。這是否違背了一國兩制的初心？這對香港是福是禍？相信廣大的香港同胞是心中有數的。」

張德江的話，是勸告也是警告：一旦本土主義發展成分離主義，便會動搖一國兩制的根本，對香港十分危險。可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當時保育皇后碼頭運動及本土主義孕育出來的年輕泛民領袖，完全漠視張德江的警告。當年戀殖情意結更與民粹式的本土主義結合，成為香港激進化的助燃劑；加上2019年時特區政府未能適當回應群眾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憂慮及恐懼，結果爆發出社會風暴。

2019年的社會風暴，參與人數眾多，其中包括不少沒有政治背景的年輕人。他們上街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不忿當權者處理民眾示威的手法，與分離主義未必有關。可是群眾運動難以避免「鬥激」的「廣場規律」。運動的方向漸漸被少數激進分子騎劫，泛民老一輩的領袖被視為落伍，運動蛻變成難以控制的怪物。結果最後由中央出手穩定大局，開啟了以「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為標誌的「第二次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