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的內鬥似乎愈演愈烈。現在看來，校長和校委會雙方都無意讓步，決心要來一次硬碰。事態峰迴路轉，矛盾公開後，特首最初指示教育局長蔡若蓮了解事件，政府表示「很快會有決定」，大家以為事件可暫時平息。但事實卻剛剛相反，「大戰」才剛開始。
矛盾白熱化，源自港大校長張翔認為校委會繞過正常程序，在無知會他的情况下委任5名副校長；校委會主席王沛詩隨後公開否認，指委任程序並無繞過校長。各執一詞，必定有一方無說出真相。
而緊接王沛詩否認後，6月8日《南華早報》刊出獨家報道”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ad urged to explain extensive board meeting absences, business trips”，稱張翔多次缺席學術委員會會議，又經常出差離港；而他治下副校長班底又一直殘缺不全……沿着這些「指控」，可以得出的結論，應是張翔身為校長管理校務不善。
令人不解的是，若校委會認為校長表現有問題，為何會透過媒體報道披露內情，而不是校委會發出公報？終於到了本周一傍晚，港大校委會發電郵給師生，表示委任副校長是為了加強管治，合法合規；委任一事，校長也知情。電郵也證實了媒體報道，指張翔「經年沒有完整的管理團隊，管理問題頻出……一些重大專案，校長沒有經過校委會，就直接通過UGC（大學教資會）報到立法會審議。這類做法令大學出現種種混亂……情况令人憂慮」。
相隔大概4個小時後，張翔發表聲明，反駁校委會公開信，指王從來無就暫任副校長人選向他徵詢過任何意見，指「校長知情」是匪夷所思，與事實完全不符。張又「對校委會的高度機密文件再次被泄露極度失望」，並指兩次泄密「同樣是有組織和有預謀的惡意抹黑」。
從港大內鬥 我們看到什麼
事至如此，相信政府最初表示這場風波將「很快會有決定」，是低估了事態嚴重程度，也沒有從中大風波汲取教訓，及早梳理好校董會（中大最高管治架構，相等於港大校委會）與校長及大學管理層之間的關係。
港大內鬥的事態發展，我們看到什麼？首先，校委內有人對校長不滿，先有「吹哨人」報料指控，後有「突然」委任多名副校長，矛頭都是指向校長──指向之餘，還有「整治」之意！
港大和中大近10年表現相當突出，無論國際排名、研究成果等都有目共睹；但為何兩家大學的校長都同時受校委會／校董會施壓，成為要被「整治」的對象！
其次是，兩次針對張翔的指控都來自「不知名人士」，第一次來自「吹哨者」，第二次則來自媒體報道，《南早》引述港大校委會秘書致張翔的信函，但這名秘書並無公開現身。直到日前的校委會電郵才「證實」媒體報道對張的「指控」。若校委會早就察覺校長有諸多問題，為何不是直接處理、公開討論，而是由吹哨人報料去引發對校長的調查？在「突然」表決委任副校長時，也無說明為何要這樣做的原因？
其三，一家以公帑營運的公立大學，校委會和校長出現明顯矛盾、對立，甚至到了近乎水火不容的地步，政府是否應該介入？用什麼方法介入？
說「政府要介入」 並非指要干預管理
去年8月2日我在本欄的文章題為〈中大校董會改組相持不下 政府應做協調人〉，認為當大學內部出現無法調和的矛盾時，政府理應從中斡旋。我文章的背景是中大校董會改組，現在港大風波的爭拗點則是校長表現，兩間大學的風波緣起不同，但都反映了內部出現重大分歧，除了政府介入調停，我看不出有其他方法。
對中大風波，政府袖手旁觀；這次特首下令教育局長跟進事件，並親自見了港大校長和校委會主席，算是較進取積極。事實上，任由對立雙方互鬥下去，對大學的聲譽和發展都大大不利。
說政府要介入，並不是說政府要干預大學管理。相反，在大學自主原則下，政府對大學應盡量少插手。英國人很聰明，港英年代政府對大學也堅持學術自由、院校自主，政府不會直接管理大學；對大學最重要的撥款資助，是交由UGC負責。大學管治則主要由大學自己處理。
有關審議本地大學管治的報告，2002年有「宋達能報告」；到2015年則有Howard Newby爵士撰寫的《香港教資會資助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報告》。據Newby爵士的報告指出，研究顯示，不論在歐洲國家還是美國的公營大學，大學自主及國際競爭力與大學的研究成果有正面關係……以激進方式介入大學管治政策之事，務須審慎處理。報告認為，公帑資助的大學要在院校自主與向公眾負責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但「香港沒有任何明確的聲明文件釐清大學與政府及其代理人（特別是教資會）雙方的角色和責任」。
經幾十年「磨合」，本地公立大學與UGC之間各自扮演什麼角色，已運作得相當成熟，近年無出現什麼矛盾衝突。現在新冒出來的問題，反而是校委會跟大學校長及管理層之間出現矛盾。
大學管治模式各有不同，但絕大部分國家／地區的成功經驗，都是政府、政客盡量給予大學最大的自主權，由專家、學者治校。香港要維持本地大學的一流水準，就不應反其道而行。校委會／校董會的角色，應主要負責監督、提供方向指引；具體管理應由校內學者和管理人員執行。現在港大的情况，似乎校委會有意履行應由校長執行的職責。這樣做是否恰當？有沒有違反學者治校、院校自主原則？
現在的港大和早前中大風波，批評者都說大學管治出了很大問題。但事實卻是兩家大學的表現都受到國際學術界推崇。在批評者眼中，兩家大學若管治不濟，為何會取得良好成績？
百年變局下 香港教育樞紐地位具特殊角色
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成績，不但是本港寶貴資產，現在更成為香港與內地之間展示香港強大競爭力的主要範疇。今年1月17日，教育局長蔡若蓮在立法會就「積極建設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為香港教育訂立一套全面的戰略發展藍圖」的議員議案作長篇發言。香港要建設成國際教育樞紐看似是老話題，但今時不同往日，在百年未遇的大變局下，香港的國際教育樞紐地位將扮演特殊的重要角色。
香港的獨特地位在於國際化、跟美歐西方世界有緊密聯繫。在西方不斷圍堵、脫鈎、打壓中國之際，香港的國際地位就顯得更重要。而我們跟西方聯繫最緊密的主要有三大範籌：金融、司法、高等教育。前兩者基本上移植自西方，高教則有中國元素，但本港高教最早源自英國（港大模式），後來中大成立則主要循美國制，都是按西方體制和精神辦大學。這個淵源在1949年前大陸還有（包括教會辦的大學，或大學由外國人主理）；1949年後則全數被取締。「西方式大學」從此在內地式微，但卻在港發揚光大。
西方國家明白，中國仍要依賴它們，一在高科技，另一就是人才培養。美國要遏制中國發展，其中一招是「教育脫鈎」：去年美國商務部更新實體清單黑名單，包括18家內地大學，它們的重點強項都在科研、新技術研發、軍工和精密科技。這些被美國列入清單的高校，倘從美企進口產品都須經美國批准，形同技術、學術制裁。此外，被美國列入重點打擊對象的還有87所內地高校。
被針對的大陸高校學生未來出國到美歐進修、攻讀研究院等，都可能受制裁。很多家長和學生都有擔憂，紛紛轉向本港大學攻讀本科及研究院。近幾年內地生報考香港高校數目大增，美歐對華制裁應是其中一個原因。
大學主事者豈可自毁長城
受到美國「學術制裁」，中國必須制訂對策；其中一個方法是在地國際化，即充分利用國際優質教育資源，包括國際學者、留學生、國外教育、跨境項目、多元課程與國際會議等，建立「富本土特色的國際校園」，為內地學術界在中國境內提供國際化學習環境和機會，實現培養高層國際化人才的目標。高校「在地國際化」，香港8家公立大學都是表表者，大學主事人豈可自毁長城！
翻開本地高校發展史，從來無出現過校董會／校委會與校長勢成水火的內鬥。政府介入了解事件，應一併調查到底是大學組織體制出了問題，還是個別主事人出了問題？大學與校委會之間的權責分配，是否應來一次徹底檢討？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