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筆者接受日本外交部邀請，參加一個香港新聞界日本考察團，全程免費，還讓我一生第一次坐商務艙。事後有關人員以問卷回訪，我說了一些違背良心的話，目的是為了這個邀請計劃能夠延續，讓更多香港行家免費遊日本。主事的官員對我的回覆也很高興，因為他主持的項目受歡迎，他也有發展機會。
從此看來，環境及生態局發出750份問卷，調查不同持份者對垃圾徵費先行先試的意見，結果發現七成住戶及六成商場商戶稱沒改變垃圾量，即未能夠達到減廢政策目標。這些問卷回應者，相信也會抱住一個目的──希望垃圾徵費不要實施。若然，特區政府先決定不按期實施垃圾徵費，為既定目標去做先行先試計劃，宣布決定之前先搞出個「民意」，而問卷回應者樂意配合政府，合作制定一個皆大歡喜結局。
垃圾徵費政策 首先要改名
一個大型政策的推行，正常程序是，政府主動或者回應民意，制定並拋出政策方案；立法會議員及其他持份者發表意見和建議；政府根據民意，修改政策並提出法案；立法會議員審議法案並提出修改建議；然後，由政府宣布執行細節，並按法律生效日期實施。現在垃圾徵費的問題是，不但沒有按期實施，還要留下一條沒有明確說明何時才能實施的尾巴。
既然政府一意孤行，再去糾結問題成因，也不能改變做法；去評估政府總結出來不能實施的原因，以及在未來一年的改善措施是否對症下藥，可能也是緣木求魚。不如向前看，討論如何化鴟為鳳。
香港在2019年發生的事情觸目驚心，人心慌亂。2020年5月，有心人發起成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意思明顯不過，就是香港停滯了一段時間，應該重拾團結、攜手同心、走出困局。而因應同樣問題，特區政府卻別樹一幟，在2021年表示要搞「香港重新出發」。「重新出發」的意思，是過去出發過，不成功，現在要從頭再來。
有關垃圾徵費，究竟是「再出發」還是「重新出發」，留待特區政府去決定；但出發第一件事要做的是改名。政策目的是減廢，卻說成是徵費；減廢沒有人會反對，而抗拒甚至反對徵費卻是天經地義。
增附加值 提高說服力
何時出發，則要審時度勢。解決棄置廢物過量以及提高環保意識，確實要盡快開展，但也沒有立即非做不可的原因。政府宣布明年中提交進度報告，也存在不確定因素。然而，既然再做新政策，就要比原來的政策有更優勝的地方。環境及生態局長謝展寰昨天（5月27日）在立法會上提出的改善措施，都是從細處出發，可謂細眉細眼。若能夠增加一些附加值，不但可以達到更多效果，也會提高說服力。
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曾經搞過清潔香港運動，開始的時候是1965年，就是從公共衛生角度出發。但到了1970年，成立全港清潔運動委員會，上升到一個全港層面，由政府和全港社會組織開展，動員全港市民參與，包括由教育署在全港學校推行，社會方面由民政處推動地區組織廣泛動員，活動形式有打垃圾蟲、有選舉平安小姐等等。
清潔香港作為結果，是人人樂見的；但背後隱藏的意圖，是為了凝聚香港市民的人心，人人為改善香港付出，令他們感到自己曾經為清潔的香港做出貢獻。最後達到的成果，已經超出一個宜居的清潔香港，而是香港人有了歸屬感。至於為何到了1970年整個計劃要升級，相信是跟1967年發生大規模社會事件之後，港英政府要急於面對人心慌亂的問題，故想出提高市民歸屬感的高招。
類似的例子，還有新加坡在1964年推出的居者有其屋計劃（The Home Ownership for the People Scheme），開始時也是為了解決住房問題，後來也是在原有政策目標基礎之上，增添附加值。後來當時總理李光耀表示，為公民──特別是那些在軍隊服役的國民──提供擁有房產的計劃，能夠提高社會和政治穩定，從而有一種「屬於這個國家」的擁有感。
藉減少垃圾 達到愛國愛港目的
殖民地香港與新加坡的這兩個社會運動，都沒有提出「愛國愛港」或者「愛新加坡」的口號。港英政府提出的提高「歸屬感」，與新加坡政府提出的「屬於這個國家」的擁有感，實際上就是愛國的另一種說法。沒有高調提出愛國，卻使人潛移默化接受，並主動參與推廣愛國精神，這才是高招。
垃圾徵費如何變名去達到減廢的原有目的，除了聽取專業人士建議、改進執行細節之外，還要考慮加入愛國愛港元素，讓所有政府部門參與，各司其職，從小學到大學，從關愛隊到立法會議員，從鄉郊到大型屋苑。活動形式也可以是多樣化、多層次。
總之，這個計劃的目標不再單一是減少垃圾，而是藉減少棄置垃圾，以達到愛國愛港的目的。關鍵是如何令市民自願主動、廣泛深入地全方位參與。所以，也不應該是由一個部門來單打獨鬥。既然是提高政策的層次，負責領導這個運動的官員，也應該提高層級。
「清潔香港」可以提高市民歸屬感，「環保香港」也可以達到提高愛國愛港的目的。問題是，特區政府是否有決心與魄力去領導一場改變人心的運動而已。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