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天內極速完成二讀及三讀後,立法會終於在本月19日三讀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憲制責任。立法毫無疑問具有里程碑意義,勢令香港進入一個新時代。
香港重回中國法治長城內
正如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發言人的談話指出,23條立法為香港特區長治久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築起了新的法治長城──23條立法的真正意義,在於令香港重新回到中國的「法治長城」之內,讓香港特區的國家安全的「罩」,與大陸的合一。事實上,立法確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很大程度是香港長久欠下北京的賬,而且也到了不得不還的時候,實在是別無選擇;可是一旦立法,恐怕又會導致外界對香港的最後一絲想像也一併破滅──這種想像性、模糊性的喪失,也直接令外界與香港之間的一切緩衝頓失,導致今天與西方劍拔弩張、箭在弦上的局面。
依筆者所見,一直以來,香港之所以歷久不衰,是由於它的3種特質,分別是開放性、流通性與實驗性。這3種特質對於外界──特別是中國──具有相當的重要意義,令香港不單是中國內地的門戶,而且更是一個放大器,能夠把其想像和影響放大及輻射到其他地方。
香港這種放大器的作用,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國的洪仁玕,他是洪秀全的族弟。1859年,洪仁玕從香港去到天京(今南京),洪秀全封他為軍師、干王。洪仁玕根據他在香港多年所見所學的西方知識,在該年提出《資政新篇》,作為太平天國長遠發展的綱領。《資政新篇》的內容,基本上包涵各種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要素。有歷史學家認為,《資政新篇》是近代中國最早提出的一個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近代藍圖,某程度上比日後清廷的洋務運動及維新運動更為全面和徹底。儘管全部建議最後都沒有實行,卻足以顯示香港潛在的重要性,有條件影響中國未來的走向。
歷史上的香港模式
這一點在孫中山的革命中,有進一步的體現。對於香港對孫中山革命的貢獻,人們大都停留在國父於香港求學,及以香港作為革命基地等。不過有種說法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很大一部分是從香港產生,令他可以直接訴諸「英國經驗」及英國在香港建立的模式,用以想像未來的中國。這一方面可讓國人討論、描繪沒有滿清政府的情况,提出一個以後怎麼辦的答案;另一方面亦給予外國一種完全不同的新中國想像,以取得它們的理解與支持。
一路走來,香港由當初的自由港,到成為中國吸收西方知識的渠道;由清代的革命基地,到冷戰時期的「東方柏林」;由協助國家改革開放,實現洪仁玕的遠見,到後來確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基本上也離不開開放性、流通性與實驗性這三大元素。如今由於政治、經濟、法治各領域逐漸被納入中國的「長城」之內,令部分人認為香港的開放性漸失,其國際城市的想像亦開始褪色。與此同時,英國在香港建立的模式已走到盡頭,導致香港的實驗性特性盡失,對內地已幾乎再無任何示範或實驗作用。而所剩下的流通性,現在已成為支撐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最重要元素;然而流通性並不能帶來或彌補想像,而想像卻比想像中重要。
只顧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不理國際城市想像
目前香港所面臨的,是整體香港想像的破滅。外界對香港的各種想像俱失,這種想像的破滅和喪失,可不是靠反駁或加強宣傳推廣所能扭轉的──現在西方對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提出質疑,我們卻一味只顧維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只重視「錢流」,把外界長久以來對香港的想像置之不理並抹煞掉。這或許就是香港近年處理對外關係的最大敗筆。
現在香港在開放性、流通性與實驗性之中,只剩下流通性,這一特質不容有失;另一方面,原本「自由香港」的想像亦已逐漸被「威權香港」的想像所取代。長久以來,無論是自由、民主、法治或高度自治,說到底都是為了確保香港的流通性,這也是當初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的最重要意義。所以當前的課題,與其向外界說明香港特區和一國兩制沒變,倒不如向外界證明今後香港在威權主義下會更流通,甚至能夠完善以往西方所無法完善的地方,否則難保會出現中醫常說的「不通則痛」和「不榮則痛」。兩者將互為因果,令香港走向衰落。
23條後已沒有老樣子
事實上,隨着香港各領域逐漸被納入中國的「長城」之內,以及「威權香港」的想像變得主流化,香港相對於內地的優勢已不斷被削弱,香港亦不能再假裝一切如常,可以用以往一國兩制那一套來說服外界和解決問題。所以隨着完成23條立法,香港實在有必要盡快實行3個「R」:Reassessment(重新評估)、Realignment(重新調整)、Repositioning(重新定位),甚至須想好一旦失落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應急方案,而不是大安旨意說句「輕裝上陣,全力拼經濟」,就以為「一天都光晒」、外界一定會重新接納香港。須知道現在外部環境嚴峻,沒有經過上述3個「R」的想法和部署,在「後23條」的環境中,只會是鏡花水月,都是經不起考驗的。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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