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足以傳世的思想創作是共用品，不能把不付費的隔離而收費，而創作的歷程一般是那麼艱巨，要付出的生命代價是那麼高昂，沒有適當的環境或學術氣氛不會有多少人問津。然而，我認為，也深信，一個社會如果要把學術搞起來，要產出大有市場價值的學生，不可以沒有像戴維德和我那樣的人。我們教學生賺得的收入是源於學生畢業後，他們對社會的貢獻市場有價，但我們的思想的本身是共用品，學生不用我教可以自己讀我寫下的。學生賺錢，因為他的勞動力不是共用品。
追求真理要付代價
是的，像戴維德和我那樣的人，一般不會斤斤計較自己授徒的金錢收入是多少。我們知道思想本身賣不起錢。然而，在艱苦的創作過程中我們有很大的滿足感，足以有高傲之情。我自己可以拿着一件剛完成、自己認為有很大機會傳世多年的作品，整晚反覆欣賞，自我陶醉，睡不着。我曾經有幾篇文章，道德問題不論，寫好後你出很多錢我也不會割愛。
追求真理的人或多或少願意付出減少物質享受的代價。這些人要求的是多一點物質之外的享受。他們要有思想可以來去縱橫的自由，要有談得來的同事，要有方便的資料供應，而重要的是希望受到同事與學生的尊重或敬仰。戴維德是比較極端的一個。他家中沒有電視，衣著天天一樣。不寫文章，但每次開口說話在旁的人必敬重地細聽。今天中國的大學不會容納戴維德這種人，是可悲的發展。
我們不能強求每家大學都有些學者有着戴老當年的風骨，也不能期望每個學系有一個像施蒂格勒那個層面的學富五車、文采斐然的人。但回顧美國在學術上搞得最好的上世紀60年代，一個稱得上是有思想斤兩的學系，總有三幾個學者，走思想創作的路，有機會寫出一些足以傳世三幾十年的文章。有機會，雖然不一定可以寫得出來。思想傳世這回事，天賦與環境之外還要講運程。
中國的大學失敗明顯
這就帶到一個核心問題。如果一家大學的某學系要打進世界級水平，這學系總要有三幾個成員有機會寫出一兩篇足以傳世20年的文章。困難是這學系不容易挑選一小撮教授優待地處理。需要的是這學系懂得選擇一個前景看得清晰的思想範疇，提供適當的環境而鼓勵所有教授與研究生互相研討，一起追求。思想傳世這回事，其成敗的不確定因素太多，不是有聰明才智、研究的資助夠多就必有所成的。我們只能選取一些興趣相近的教授與研究生，提供適當的氣氛環境，不斷鼓勵，希望一個思想範疇能搞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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