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上一講邀請了魯迅到巴勒斯坦和加沙地區，透過兩位美國著名記者的採訪，聆聽了當地居民過去20多年，在以色列佔領之下，困苦的生活情況。
這一講我們更邀請了蔡元培和魯迅，一齊到今天的加沙地帶，讓他們靜靜地聽一下，當地一些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的呼喊聲。
1931年日本開始侵略中國，發動918事變。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紛紛組織抗日的工作。曾經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在1932年發起一個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邀請魯迅出任執行委員，積極展開抗日的愛國運動。
我們特別邀請他們今天到加沙地區，主要介紹他們認識兩位和他們相類似的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
悼念戰爭中逝去的兩位學者
第一位是位在加沙的伊斯蘭大學的校長塔亞·蘇菲揚（Sofan Taya）。塔亞是一位國際著名的電磁領域的權威，專門研究光子晶體和生物感測器。他曾經2020年訪問加拿大的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並且和該大學的奧瑪律·拉瑪希（Omar Ramhi）教授合作撰寫了10篇學術文章。拉瑪希形容這位著名學者，才華橫溢，是一個非常溫柔的靈魂。塔亞擔任校長的伊斯蘭大學，在今年10月中的時候已被空襲摧毀。到了今個月初。他和他的家人在一次空襲中全部被炸死。
曾經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也曾經在日本槍炮聲中，繼續為民族發聲。他一定會對伊斯蘭大學校長塔亞，在戰火中犧牲，惋惜這些學者，在承擔教育工作的時候，亦沒法逃避死亡的命運。
大學是社會的靈魂，是人才培育的中心。戰火的摧殘實際也是摧毀一個社會的文化和教育，殺害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嚴重打擊這個社會的結構和基礎。
在伊斯蘭大學還有一位著名的巴勒斯坦文學家和學者阿拉雷爾·雷法特（Refaat Alareer）。他任教英國文學，專門研究莎士比亞，也是一位作家和和詩人。阿拉雷爾亦在最近和他的家人一起被炸死。
一位跟隨他多年的學者阿布薩利姆 ·哈徳（Jehad Abusalim），追念他的老師的時候，他強忍着淚，描寫這一位巴勒斯坦社會，尤其是加沙社會的傑出人物。阿拉雷爾不單是一位教育家，更是一位社會導師，是智慧和啟發的燈塔。他是一位慈愛的父親和丈夫，也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兒子。他豐富了無數學生的生活，影響力遠遠超出課堂的範圍。他是一位喜歡支援他的學生的人，他堅信每一個學生的潛力，為他們提供個人化的建議，指導他們的生活。他自己的生活也充滿挑戰，儘管加沙悲慘和殘酷的生活，但他仍然堅定不移，用他的筆和聲音，批評以色列壓迫巴勒斯坦地區，尤其加沙的情況。
在加沙這個教育資源貧乏的地方，他強調英語的掌握，不單是一項技能，更是一項任務。他認為英語是一把鎖匙，是解放的工具，是反抗以色列對加沙和其他巴勒斯坦地區的圍困，針對以色列對知識分子的智力和大學的學術限制的一種抗議的媒介。
對他來說，他的教學不單是傳授知識，更是一種權力的授予（empowerment）。透過語言和文學的表達，作為反對壓迫的武器。他對他的學生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拒絕聆聽我們故事的世界裏。這個世界將繼續把巴勒斯坦人看作是數字，把我們的痛苦作為人權組織報告中提出的抽象統計數據。這些報告每年都會發布，然後變得不重要。」
阿布蕯拉姆哀悼這位名師時侯，很嚴肅地指出，加沙和巴勒斯坦的學術界、知識界現在所遭受的損失和悲劇的規模，是史無前例的。以色列正在摧毀加沙地帶的社會基礎，包括他們的教育系統和文化機構。他看到加沙著名的 大奧瑪里清真寺被炮火摧毀，這座建築物有一千多年的歷史，現在已變成廢墟。但實際上，在過去2021年以色列空襲加沙的時候，已經摧毀了不少很有歷史性的古蹟和文物。
他認為這是一場消滅、連根拔起和大規模毀滅的種族滅絕戰爭。他和其他的學生一起，哀悼他們的老師、他們的教育工作者、他們的醫生、他們的護士、他們的朋友、他們的鄰居。他們也正在哀悼這一個他們所知道的社會，但這個社會已經不復存在，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全世界注視眼光之下，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遭受了21世紀最大規模的轟炸行動之一。他悲傷地問着：「這種事件怎麼可能接受呢？這些事件是怎麼能夠允許發生的呢？」
阿布蕯拉姆最後朗誦他逝去的老師一首著名的詩：If I must die。
這首詩也放在阿拉雷爾的Twitter推文的頁首。
If I must die,
you must live
to tell my story
to sell my things
to buy a piece of cloth
and some strings,
(make it white with a long tail)
so that a child, somewhere in Gaza
while looking heaven in the eye
awaiting his dad who left in a blaze—
and bid no one farewell
not even to his flesh
not even to himself—
sees the kite, my kite you made, flying up
above
and thinks for a moment an angel is there
bringing back love
If I must die
let it bring hope
let it be a tale.
如果我必須死，你必須活着講述我的故事，賣掉我的東西，買一塊布和一些繩子，（把它和它的長尾巴變成白色）。這樣，一個孩子，在加沙的某個地方，看着天堂，等待着他的父親。他在大火中離開──沒有人向他的肉體告別，甚至沒有向他自己告別──看到風箏，我的風箏是你做的，飛到天上，想了一會兒，一個天使在那裏帶回了愛。如果我必須死去，讓它帶來希望，讓它成為一個故事。
當蔡元培和魯迅聽到加沙地區，這些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的呼喊聲，他們兩位也會感同身受。兩個多月猛烈的炮火，在這個人口密集但又生活困難的地方，不少知識分子，包括專業人士、教師、文化工作者和記者，冒着炮火，或者堅守家園，或者犠牲生命之餘，只能看着像大學和其他社會組織，在炮火中消失。先進的炮火無情，但從阿布蕯拉姆和其他文學家悼念這位大學校長塔亞和文學家、社會導師阿拉雷爾，在他們心目中成為這位戰爭的殉道者。這些悼念者，他們真情流露，顯示出人性最真誠的愛心。像阿拉雷爾的名句：「如果我必須死去，讓它帶來希望，讓它成為一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