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88歲了,自從2019年我發表過《深圳是個現象嗎?》那篇很受歡迎的講話與文章,我再沒有專注地跟進中國的經濟發展。但這些日子很多朋友告訴我,中國的發展很有點不妥,問我意見,我就大概而又粗略地考察一下國內的經濟發展情況。中國目前的困難是有好幾方面的,大致上應該不難解決,但牽涉到的經濟學理論可不是那麼簡單。
我認為首先要從佛利民的1957年發表而又在197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消費函數理論》說起。這是牽涉到20世紀上半葉英國經濟學大師凱恩斯與20世紀下半葉美國經濟學大師佛利民的一個重要爭議。簡化到盡頭,這個爭議的一個關鍵點,是凱恩斯認為國民的消費是基於他們的收入,而佛利民則認為國民的消費是基於他們的財富。上述的兩位大師,都是百年一見的天才,但從消費這一點看,所有證據都說佛利民是對的。
用數學方程式 解釋消費函數理論
讓我用一些簡單的數學方程式來解釋這個重要的爭議。這裏用W作為財富,Y作為收入,r則是利率,再用n作為時間或年份。這其中我要加上Y*作為年金收入,英語稱annuity income。我們求得如下的方程式:
如果這年金收入Y*是無限期的,我們就求得如下的簡單方程式:
W = Y* / r
從上述的第一條方程式可見,政府的政策壓制收入Y1、Y2…,例如抽所得稅,當然對經濟不利,但因為政府要開支,稅是不能不抽的。這抽稅的打壓收入是過渡性的,對經濟的不良影響不會很大,更何況政府的稅收會因為政府的操作對經濟有貢獻而作出補償。世界上是沒有一個國家沒有政府的,而所有政府都抽稅,所以無論經濟學家怎樣說,我認為在好些情況下,政府抽稅對經濟的損害是低於這稅收的貢獻的。
今天中國經濟的一個困難,是因為好些原因,樓價下降,這是上述方程式的W下降,那即是wealth,財富是也。這財富下降對經濟的損害嚴重,因為這不像收入那樣。收入是過渡性的,但財富不是。財富下降,是代表着市民對將來的收入預期是永遠地下降了。
上述是大約地解釋了英國的凱恩斯與美國的佛利民這兩個絕頂天才的一點重要分歧。凱恩斯認為國民消費是基於他們的收入,而佛利民則認為國民消費是基於他們的財富。佛利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因為他有非常足夠的證據──令人拜服的──證明他對,凱恩斯學派錯。這裏我說凱恩斯學派,而不是說凱恩斯,因為凱恩斯本人究竟在有爭議的話題上說了些什麼話,老實說,我不知道。我的一個好友Axel Leijonhufvud曾經寫過一本重要的書,細說凱恩斯的經濟學與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是兩回事。但這些爭議跟我今天在這裏說的扯不上什麼關係。
中國經濟困難的分析和建議
我在這裏要說的,是樓價普遍地下降了。
不同地區有不同的下降數字,但好些朋友說,普遍下降了三成。這是相當嚴重的下降。房地產只是國民的財富的一部分,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究竟這一部分是佔國民總財富多大的百分比我沒有資料在手。但根據朋友提供的好些資料,這下降是相當嚴重的。
要怎樣解決上述的問題呢?讓樓價自由浮動,當然是對的,而北京的朋友顯然也正在這樣做。但要怎樣刺激經濟,各方的觀點就顯得有不少分歧的地方了。我認為最簡單的辦法,是佛利民50年前提出的觀點。
在不約束樓價之外,中國的央行要盡快把通脹的年率推到6%左右,然後調校到4%,再跟着是讓這4%的通脹率持續到經濟的整體有全面性的可觀發展。是的,佛利民研究通脹對經濟的影響達到的深度可以說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他屢次對我說一個經濟體通脹率2%到5%是好的,低於2%就有點不妙,而出現通縮則會是災難性──費雪提出的Debt-Deflation Theory是重要的提點。
當然,通脹對社保這個制度是會有不良影響的,但各方面的研究顯示,佛利民說得對,2%到5%的通脹年率是一個可取的幅度。在目前的情況,我認為6%的通脹率作為一段調校經濟的時期可以接受。至於通脹對將來社保問題的不良影響,我當然知道,但美國也有社保,佛利民當年接受5%的通脹率。目前,我則認為作為過渡性的處理,中國的通脹率可以去到6%,到經濟有明顯的復甦時,再下調到4%左右。這4%的通脹率要維持幾年。這是遠高於目前中國物價指數出現通縮的情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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