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亞洲國家和地區並沒有發展出近代西方意義的民主體制，亞洲近代的民主體制並不是本土產物，而是從西方輸入的。觀其歷史，亞洲民主政體的產生主要有幾種途徑：
第一，殖民地的遺產。很多亞洲國家曾經是西方的殖民地。在殖民地期間，並沒有一個亞洲地方成為民主國家，因為殖民地關心的僅僅是殖民者的利益。（香港的民主也是在香港要回歸中國之前，英國人才引入了英國人所界定的「民主」。）在殖民地結束後，殖民者遺留一些導致民主發生的政治因素，例如多黨制、選舉等有利於民主產生的因素。對大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來說，這些不是本土的制度。
第二，西方對亞洲國家和地區的佔領。二戰後美國對日本的佔領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佔領期間，美國幫助日本發展出日本形式的民主體制。當然，這裏也不能忽視一些日本本土的有利因素。日本明治維新後，經過很多內部改革，已經開始發展出一些民主要素。但美國的佔領的確使日本在短時期內確立了民主。不過，這種通過他國佔領而快速催生的民主也給日本留下無窮的問題。日本現在正進行所謂的「國家正常化」，無疑是修正美國佔領後所確立的憲政政治體制。
第三，在外壓下的內部民主化。內部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治動力結合的產物。這裏的民主化主要表現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統治階層之所以要民主化，實行政治改革，主要是迫於外部地緣政治壓力，希望通過民主化來獲得西方和美國的支持。但同時，統治者也面臨內部的民主化壓力。一般的情況是，隨着社會經濟發展，內部中產階級不斷成長壯大，產生參與政治的壓力，韓國和台灣是典型的例子。
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體制
第四，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在這種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義組織對民主的追求，香港正在發生的就屬於這種類型。參與民主運動的群體很複雜，但往往是理想主義者或政治功利主義者（需要另文討論），他們是對現狀不滿的各個社會群體。
無論是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制度，還是作為一種體現政治價值的制度，民主歷來就是一種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體制。在西方也是如此。說它具有生命力，是因為民主可能是最能體現政治本質的政治活動。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政治，而民主政治是一種比較文明（就是說公開的政治鬥爭）的政治形式。在這個意義上，民主為人們所追求。不過，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主表現為妥協的產物。民主儘管表現為鬥爭和衝突，但其主體是妥協。有鬥爭，但必須達到合作；否則，民主就無法運作。競爭和妥協是西方民主的本質。
西方長期實行精英民主，為妥協提供了數量條件，因為精英數量的多少決定了民主競爭的可行性。當然，西方民主能夠運作，不僅僅是因為民主的精英性，更是因為民主的有限性。西方提倡有限政府，體現在民主上，更是有限民主。民主是有限的，只限於那些政治人物的選舉。民主不僅和官僚體制沒有關係，和其他領域，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在內的領域也沒有必然的關聯。這些非政治領域是否民主化，不是國家政治問題。
同時，民主制度卻又非常脆弱。一旦精英之間無法達成妥協，民主很容易出現問題，甚至解體。這樣的案例在歷史上比比皆是。妥協的政治文化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在妥協的條件下，民主是一場雙贏遊戲。
西方民主的這種妥協性，在大眾民主到來之後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參與政治的社會群體劇增，使得民主的機制不堪重負（這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過度民主參與」理論所關切的問題）。同時社會往往被整體動員起來，各政黨都能得到相當規模的支持者，多黨政治演變往往成為互相否定的否決政治。一旦出現互相否決的情況，便使傳統精英民主的「雙贏遊戲」演變成為今天的「零和遊戲」。大眾民主使得政府無法有效運作，什麼也做不了，最後誰都會成為犧牲品。西方民主現在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亞洲的情況更為糟糕。亞洲並沒有類似西方那樣的妥協文化。亞洲盛行的歷來就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不妥協文化。傳統上，革命很簡單，只是意味着政權更替。這種文化在現代社會是否已經轉型？從經驗來看，沒有。結果，在沒有妥協文化的情況下，民主出現「弔詭」，民主的結果往往是「反民主」。
「反民主」的兩個面向
「反民主」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以「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方式來追求民主；另一方面是追求民主的結果，使得民主本身所包括的價值流失。
就追求民主的方式來說，政治鬥爭本身沒有問題，因為民主本來就是一種鬥爭形式。但如果只有鬥爭，沒有妥協，民主就會體現為「反民主」，也就是持續的鬥爭。在亞洲，民主往往處於不間斷的全天候的政治動員過程中，並且政治動員往往求助於階級、種族、民族、宗教等一切可能的因素。即使社會不存在這些因素，政治人物和激進知識分子也會把這些因素創造出來。這樣，民主化的過程演變成為泛政治動員。更危險的是，這種過度的政治動員往往把對抗「外敵」的方式（例如民族主義），用於對付其他社會群體（例如台灣的「本省人」和「外省人」、香港的「香港人」和「大陸人」的認同政治）。當然，在民主產生之後，這種現象同樣會繼續存在下去，出現「泛民主現象」。社會往往被高度政治化，政治沒有限度，民主沒有限度，可以進入任何社會領域。
社會媒體對民主的衝擊
在社交媒體時代，過度的動員已經變得司空見慣。社交媒體擁有巨大的政治動員能力，能夠在短時間內動員起足夠的政治支持者、參與者和同情者。這很容易造成不尊重少數人、甚至不尊重大多數人的局面。 「唯我獨尊」是社交媒體的主要特徵。社交媒體本應讓人們更具包容性，因為人們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但實際上剛好相反。社交媒體使得人們只選擇自己需要的信息，而不會去理會與自己不同的觀點。這樣，對民主追求者來說，民主不是眾多利益和價值的妥協，而是「我的價值的實現」。在這個過程，很容易把自己的價值無限道德化，而把別人的價值妖魔化，造成了一種「烏托邦主義」的局面。當然，民主的反對方也趨向於這麼做。這樣就很容易造成雙方的公開衝突，甚至暴力。歷史上，民主已經製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甚至烈士。這種情況今天仍然在繼續，社會媒體以其特有的速度和方式塑造民主英雄。
如果民主是通過「反民主」的方式爭取而來，所產生的民主體制也必然包含「反民主」的因素。為了反對而反對，已經成為亞洲民主的最主要特點。例如，亞洲民主制度設計的一大特點，就是無限度地限制掌權者的權力。這本身沒有錯，因為無限的權力會導致權力的濫用。亞洲的問題在於度。不難發現，亞洲民主往往體現為沒有人負責的政治治理結構。
民主走向反民主也表現在民主化之後，原來所追求的民主價值的消失。如前面所說，在亞洲，民主的過程往往也是把其他一切領域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等「民主化」的過程，造成了泛政治化。在一些地方，民主成為社會沉淪的根源，而非向上進步的動力。一些地方，民主的確是「典範」，但除了民主之外，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被虛無化。
反民主在經濟上表現得最為顯然。對大多數社會成員來說，無論什麼樣的政治體制，「討一個生活」是最為重要的。在民主化來臨的時候，很多人會成為支持者、參與者或者同情者，他們相信民主能夠為他們帶來這樣那樣的經濟好處。但結果往往不是這樣的。如果民主造成了經濟上的不進步，甚至惡化，人們最後必然對民主失望。
在歐洲和其他地方，在很長時間裏，民主和資本主義同時進步。一方面，民主通過各種方式幫助資本主義的進步，例如法治的實施、社會的穩定、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社會政策的確立等。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也通過創造更多的財富和維持龐大的中產階級，幫助民主的可持續發展。西方從早期的原始資本主義轉型為後來的福利資本主義，這個過程並非資本本身發展的產物，而是包括民主化在內的政治改革的結果——民主使得資本主義「變好」。
但在亞洲，民主搞得不好，就走向了反面。民主造成了社會的過度政治化，商業投資環境的惡化。很多附加值高的資本流出本土，去尋找投資環境較好的地方。民主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資本的成本，另一方面並沒有為資本提供更好的政治環境。因此，亞洲一些新興民主往往走向廉價資本主義，也就是產業往附加值低的方向發展。
資本從來都不想被政治控制。在全球化狀態下，政治也控制不了資本。一旦民主化影響了資本的運作，高質量的資本便會尋找海外市場，而低質量的資本無處可去，只能在內部發展。如果說在西方，民主提升了資本主義，造就了好的資本主義；在亞洲，民主則導致資本主義的沉淪，向「壞」的方向發展。最近台灣頻發的食品危機（例如地溝油等），是具有深刻的政治變遷背景的。
走向自己的反面
亞洲民主運動的「反民主」性，也表現在人們所追求的民主價值觀，反而隨着民主化的到來而消失。民主不僅僅是動員和選舉。動員和選舉只是民主的工具，而非民主的價值。當民主使得社會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的時候，民主所包括的價值也會蕩然無存。這對中產階級來說尤其如此。在很多社會，中產階級往往是追求民主的主體，但中產階級所追求的價值，往往消失在民主化過程之中。在這一點上，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對歐洲的民主有深刻的反思。他討論的是歐洲，但亞洲社會更是如此。
這裏，最近德國的暢銷小說《看誰回來了》（Look Who’s Back）（台灣翻譯成《希特勒回來了》）值得人們閱讀和思考。這本書自2012年出版以來，已經成為德國歷史上最為暢銷的小說之一。希特勒是德國民主的產物，是被人民選舉上來的。為什麼希特勒被選舉上來？因為當時德國民主失敗，無法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希特勒幾乎成為當時德國社會很多階層的「救世主」。但希特勒上台之後，德國馬上就演變成為專制。今天，那麼多德國人開始「懷念」希特勒，和現在德國與歐洲經濟狀況的惡化有關，人們同樣希望「救世主」的出現。當經濟狀況惡化的時候，民粹主義式的民主的機會就來了，因為很多社會群體，包括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失業者、學生、窮人，都會支持具有無限魅力的「救世主」。 《看誰回來了》描述的就是社交媒體是如何動員這些對社會不滿的人。不過，一旦窮人當道，民主必然走向專制。
實際上，今天在很多亞洲社會（包括香港和台灣）出現的民主，也同樣面臨類似的問題。除了絕少數抱有政治理想主義的人物外，大多數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同樣也是對經濟狀況不滿和對自己前途感到渺茫，幻想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來改變這種情況而已。
對這些社會的當權者來說，也可以看看當時的歐洲，是如何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回歸正常民主的。這裏，不得不驚嘆於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偉大。是馬歇爾計劃重振了歐洲經濟，為歐洲重新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一個貧窮的西歐有可能倒向當時的蘇聯集團。不管怎樣，當時的蘇聯是以「窮人的民主」（無產階級的民主）形式出現的，也受當時很多西歐國家知識分子，尤其是左派知識分子的支持。
尋求質量民主仍然是亞洲最為艱鉅的任務。如果找不到，民主永遠會成為政治麻煩的根源。一旦民主促成了經濟的淪落，本來已經是愈來愈小的中產階級，必然成為犧牲品。一旦窮人再次佔據多數，民主也必然演變成為專制。這是歷史的鐵律，亞洲社會也很難逃避。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