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港大「世紀之問」

國家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大學參與並見證了內地的發展，受益於兩地往來交流，推動國家的學科發展，培育人才。《香港大學世紀之問》通過訪談、文獻收集和整理，回顧港大在改革開放初期（ 1978–1992年）與內地大學和知識界的互動。

香港大學是為「為中國而立」還是為「為香港而立」？這問題在港大建校之後的半世紀中爭論不休。英國和港府高官、大學高層和捐款的殷商意見紛紜。從1920到1946年，英國政府、港府和大學高層分別任命了6個委員會檢討港大的財務和運作。這些檢討的中心問題是港大的使命和功能：連年財困的港大，如何能為中國服務？還是因為資源有限，只能為香港服務？如果單是為了香港，又是否需要一間大學？

無情的現實讓「為中國而立」的初心難得實現。港大生逢亂世，在動盪和戰亂中成長。從1909年創校前夕到1941年香港淪陷、全面停課，港大的財務危機頻發，需要不斷募捐和爭取港府撥款，才能勉強存活。

港大的難局驚動了香港和倫敦政府的最高層，1920年，香港總督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去信和發電報給時任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邱吉爾緊急求援，警告說「除非政府提供可觀援助，這所大學將無可避免地成為災難。」及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侵華，辯論因戰火戛然而止，到1946年方再提上議程。戰後的討論甚至有質問是否要重建港大，還是將之併入內地或馬來亞的大學。

黃麗松北上改革開放帶來轉機

1949年後，港大和內地中斷聯繫，直到鄧小平吹響改革開放的號角。1980年秋天，黃麗松應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邀請，於9月5日訪問北京與時任港澳辦主任廖承志會面，是為破冰之旅。

1982年，黃麗松再獲邀訪京。 6月2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黃麗松，說明香港回歸和一國兩制的構思，並表示香港大學對內地大學的發展，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本書章節

《香港大學世紀之問》共9章，介紹的18位學者和校友，分屬醫學、工程、文史、教育、建築、社會工作、法律及城市規劃8個領域，配以有關學院或學系在當年和內地交流標誌性的事件紀錄。

書中人物有改革開放後港大的第一代領導人物：文史的趙令揚、工程的張佑啟和建築的黎錦超；在加入港大時已卓有成就、工程界的李焯芬、醫學界的梁智鴻和周肇平；還有早年港大畢業、投身商界的朱裕倫和楊佰成。

當年北上的年輕學者有教育界的程介明和白傑瑞；社會工作專業的周永新、陳麗雲和梁祖彬，他們投身研究近40年，把理論應用到實踐。還有施能自，香港出生卻在1991年北上紥根迄今，在商界嶄露頭角。早逝的律師何美歡自許「為國家做學問」，使人閱之動容。她用專業精神演繹了真正的家國情懷。病毒專家陳鴻霖在內地出生，改革開放初期獲獎學金來港大攻讀博士。2020年，他成為協調港大和內地科學家開發新冠疫苗的關鍵人物，30年前改革開放交流播下的種子，今天開花結實。

傳承歷史、回答「港大之問」

港大校史著作不少，但都聚焦早期創校和二戰之前的事蹟。本書關注的是一個被忽略的時期，還未有完整的記載。團隊訪問了50多位當年的教授、他們的後人、同事和學生，同時挖掘、梳理及核實了海量而碎片化的資料，包括港大的內部紀錄。

港大是中國的大學，也是香港的大學。港大從誕生日起，就有國際化的基因，是國際化的大學。

自百年前「為中國而立」這命題的提出到今天，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對「港大為誰而立」提出了不同的說法，他們有是為了考量昔日大英帝國的利益，更多的是基於對國家和香港的的關懷和熱愛。但不管他們的出發點，論者都明白香港與內地關係密切，都希望通過香港大學和香港，影響內地。百年以來，一代又一代的港大人，為回答「港大之問」提出了答案。

原刊於《香港大學世紀之問》，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