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特約記者盧安迪普林斯頓大學現場報道】今早一起床就收到《灼見名家》社長文灼非先生的電郵，告訴我普林斯頓大學的 Angus Deaton 教授獲得本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是繼1979年的 Arthur Lewis 教授、1994年的 John Nash 教授、2002年的 Daniel Kahneman 教授、2008年的 Paul Krugman 教授和2011年的 Chris Sims 教授後，諾貝爾經濟學獎第六次來到普林斯頓。從即日下午記者會和祝酒會的精緻安排可見，校方對此已駕輕就熟，早有準備。
生於蘇格蘭、在劍橋受教育的 Deaton 教授，外形、風度與幽默感都跟邱吉爾有幾分神似。Deaton 教授的道山學海，涵蓋需求模型、消費函數、財富不均等問題。從早年的專著 Economics and Consumer Behavior，到近年的暢銷書 The Great Escape，他對理論和應用建樹良多，更把兩方面融匯貫通。
黃毛小子記者會首個提問
Deaton 教授在普林斯頓任教30多年，我們現任的教務長和經濟學系主任都是他的高足。正式來說，Deaton 教授乃受聘於普林斯頓的「伍德羅．威爾遜公共及國際事務學院」，而非經濟學系。Deaton 教授在演說中強調，經濟學家研究的基礎理論，長遠可為公共政策作出重要貢獻，這也是威爾遜學院的特色之一。
記者會上，全場兩度為 Deaton 教授起立鼓掌，我也感動得熱淚盈眶。問答環節開始時，不知何故，眾多記者竟然等了約五秒都無人提問。我見機不可失，趕快舉手。麥克風送到我手上，我才想到一個問題：「Deaton 教授，恭喜您！可否問問您將來有什麼計劃？」Deaton 教授說他得獎後這一年必定會有無數採訪和演講邀請，忙得天昏地暗，叫我一年後再去問他在做什麼研究！
政策意圖不等於實際效果
然後記者們終於開始發問了。有人請 Deaton 教授講述他收到得獎電話的經歷。Deaton 教授說他今早6時許收到一個帶有瑞典口音的電話，他當時已起床了，但還是掐了掐自己，才相信不是仍在夢中。對方特別強調那不是惡作劇電話。「我原本沒有想過那會是惡作劇，但聽到這句後，我反倒開始懷疑那是惡作劇！」
談到公共政策和社會問題，Deaton 教授釐清了政策的意圖和其實際效果之間的分別：例如印度憲法訂明政府應提供全民免費醫療，但不代表印度人實際上就一定享有充足的醫療，自由的私營體系也有難以取代的重要性；而財富再分配政策對實際財富差距的影響亦非絕對單向。總括而言，Deaton 教授指出人類在過去250年在健康和財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仍面對發達地區經濟增長放緩、全球財富不均等問題。Deaton 教授認為，自由貿易是讓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的上策，而直接資金援助則可能有反效果。
諾獎得主成公共知識分子
隨後的祝酒會，邀請了四年前拿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Chris Sims 教授（上圖）致辭。此君平日授課以曲高和寡、無人能懂而著稱，但這次講話我卻聽懂了。Sims 教授說，諾貝爾獎得主的一大挑戰──也可看成是學習機會──就是會獲邀到世界各地，就自己一竅不通的話題演講！
我想起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 A. Hayek）在領獎發言提到，如果當初設立這個獎項時諮詢他，他一定反對，因為這個獎把太多光環、權威集中到一人身上，令他對不熟悉的事務都「一言而為天下法」。但我認為一個登堂入室的學者，因獲殊榮而奠定為公共知識分子，只要掌握分寸，大可對公共討論作出卓越的貢獻，當年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拍攝 Free to Choose 電視特輯便是一例。今日的 Deaton 教授正是為學為師、言道言政的典型，也是我高山仰止的榜樣。
（封面圖片：普林斯頓大學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