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史家嘗言，1967年的「六七暴動」是香港近代歷史的分水嶺。今年是「六七暴動」55周年。正所謂「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是故，便有了兩位六七當事人的對談記錄。鮑起靜女士，當時是中四學生；嚴浩，當時是中三學生。他們兩位同一左派學校的學生，1967年對他們來說是怎樣的呢？
嚴：嚴浩 鮑：鮑起靜
鮑：大約1967年年底就全面復課了。我們上一屆的同學，1967年罷考會考。而我們這一屆開始，老師就鼓勵我們參加了。
嚴：對，但最初雖有課上，但可經常「蹺課」，舉手向老師示意就可以走。
鮑：我記得只要有任務，演出之類還是不用上課。
嚴：我最後也沒有考會考，我覺得很辛苦。因為當時很多學生跳樓，我媽媽擔心我跳樓，說不考不要緊。
鮑：對，壓力挺大的。其實每個年代、每個階段，小朋友的壓力都很大。但也有分別。現在很多年輕人激憤是因為買不了樓，這跟我們以前找不到工作，家裏沒飯吃，在生存線上拼搏，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左派學校學生大部分都在貧窮的家庭中成長。
嚴：我們當時是自生自滅的。社會沒有給我們任何保障，也很少看到爸爸媽媽，因為他們要為口奔馳。
六七過後，恢復了正常，我覺得很失落。不是因為要讀書，而是運動突然叫停，沒人跟我們交代。六七結束得糊裏糊塗的。老師只說：現在鬥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形勢，你們繼續讀書吧！以後的事情你們不用管。那即是怎樣呢？不用反英抗暴了？那些在運動中死去的人怎麼辦呢？是不是應該有個說法呢？但這些完全沒有說。很多年後我才發現，當時有一份左派的外圍報，具體忘了是什麼報紙，曾刊登過一個消息：原來他們辦了個聚會，宣達中央已決定這件事不要再辦下去。但我們完全不知道，也沒有人跟我們說，雖然我們天天看《文匯報》。
鮑：是嗎？我好像沒有感覺那麼突然。當時爸媽的學習比較頻繁，可能因為是電影界的，於是我從他們那裏聽到的消息就比較多。我聽到運動開始要完了，當時說要「有理、有利、有節」。沒有任何運動可以永遠這樣下去，「有理、有利、有節」地表達完意見就要停，表達了訴求就可以了。老師的確也沒有跟我們說。
嚴：我記得在六七之後，突然有個單車遊行。我們騎單車出大坑東口，太子道附近。「暴動」之後，國貨公司沒生意，讓學生做宣傳，插一支旗子「愛祖國，買國貨」，兜一圈回來。都是學生自發組織的。想來那段時間難忘的事很多。六七經驗現在想來很寶貴，也很值得珍惜。
鮑：我也覺得很寶貴。
嚴：但值得玩味的是，當年很多同學坐過牢，對他們來說，那是很悲慘的。現在大家都說，個人經驗很重要。如果這種個人經驗是在犧牲別人的自由、利益，甚至是尊嚴得來的，這是好的經驗嗎？從批判的角度來想：我現在珍惜自己的個人經驗，是因為我當年沒死，沒坐過牢，沒被人打，否則我會很仇恨很仇恨的。現在我很鄙視組織這場運動的人。因為他們是成人，應該懂得什麼是責任，但他們在很關鍵的時候，沒想到自己的決定會影響到很多人的生死和命運。
鮑：或者現在的年輕人也有點相似。如果我是他們，也一定會有表達自己的熱誠。但你說背後是什麼，有什麼的複雜背景，背後受了什麼影響，是年輕人不會想到的？我們當時也不會想到。不少應該是本着年輕的心去做事。沒想到換來這或那的結果。每個人參與六七都有不同的感受。但對於自己，做人的思想、方向，我可以說一點也沒有後悔。當年英國不應該反嗎？我們應該要支持英國殖民嗎？難道我要認同當時的警察貪污腐化？
嚴：我也沒後悔。雖然在這件事中，我們是被動參與又或是被指揮的群體。但當時最重要的氣氛，三個字「不公平」，六七年整個世界、社會都是對立的。現代社會講協商，所有事都可以談。與其把精力放在過期的爭鬥，大家不如把精力放在推動社會民生。
六七之後……
鮑：記得六七之後，68年我就進電影界。我們訓練班3個女孩去工廠體驗生活，去紗廠做了3個月，在荃灣，我做粗紗間。
嚴：我從來沒去過。
鮑：我很懷念那3個月，雖然很辛苦。我才知道原來存在這種階級。那時，我們每天6點多搭廠車上班。天氣非常冷，3個人便在荃灣附近的木屋租了一間房，吃飯就在街邊的大排檔。紗廠一更8小時，但三更不停。記得我們常常被領班罵，因為始終不是「勞動人民」，不懂做這些事。
那時便稍稍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知道自己要做怎樣的人，這是以前沒想過的。我在影視界，知道很多人因為掙扎上位而付出很多。別人問你在亞視（現已被通訊局停辦）這麼多年，為什麼不跳槽？我從來沒有爭上位，求什麼位置，安分守己。如果沒有經歷過六七，本質上可能會有不同。我也許會有點虛榮，畢竟年幼時自己也很想做明星，但這件事後，自己站的位置更踏實。
嚴：六七之後，我很長一段時間也在思考命運的問題。後來我拍的戲都跟命運有關，比如拍《似水流年》（1984）、《太陽有耳》（1995），都是講人的命運，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後來再開始講生死的問題。六七彷彿把我帶離了現實一點，可從抽象的立場去思考自己與社會的關係，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什麼叫政治？政治的手段之一，就是標籤。標籤的好處是所有事簡化了很多，你可以去鬥爭、去壓制別人。革命也是一種簡化。它往往把所有事情變成了仇恨、對立。革命可能不是為了這個，但這個很容易被要革命的人來利用。
今天想來，年輕人也要切忌「無厘頭」的羊群心理，也要注意不是只要激憤就可以了，要全面接觸社會，培養分辨力。當我們明白自己生活在歷史的哪個位置，就會明白，很多人和事都是需要等待、接受和成全的。如果用發展的觀點看， 但凡有人參加的事就有好壞兩面。譬如當人吃飽了飯，想要馬上再吃下去，是不可能的，要等幾個鐘頭才能再吃，這叫生理時鐘。社會也有自己的生理時鐘。
鮑：對！從六七那時到現在，我們吸收的教訓就是這樣，看事情要全面一些。我們當年也是偏激的，覺得國家就是好的，就應該愛國。對比現在的人覺得國家都不好，就全面打擊。年輕人都是偏激的。總結經驗，我覺得大家都要放下成見和偏激，客觀地看待歷史上中國的發展，社會才有發展。（完）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嚴浩、鮑起靜對談 8（按此閱讀嚴浩、鮑起靜對談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