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史家嘗言，1967年的「六七暴動」是香港近代歷史的分水嶺。今年是「六七暴動」55周年。正所謂「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是故，便有了兩位六七當事人的對談記錄。鮑起靜女士，當時是中四學生；嚴浩，當時是中三學生。他們兩位同一左派學校的學生，1967年對他們來說是怎樣的呢？
承接上文：〈我們的閱讀經驗──嚴浩、鮑起靜對談〉
嚴：嚴浩 鮑：鮑起靜
左派家庭
嚴：當時你爸媽不擔心你們被捕嗎？
鮑：不擔心啊。不知道為什麼？記得文工團去九龍城街市，準備表演，我們走出去拉起一支橫額表演。橫額是什麼？讓我想想……
嚴：是不是「愛國無罪，抗暴有理」？
鮑：類似這樣。我們排了些短短的節目，例如唱首《東方紅》，跳革命語錄的舞、對口詞之類。以前有很多革命歌，像《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等等。
嚴：可能他們不知道我們做這麼危險的事。你會不會跟爸媽說我明天去「活動」？
鮑：當然不會。很秘密的、很興奮地去「革命」。哈哈！
嚴：當時我家樓下常常有警車在監視，爸爸很少回家，常常住在外面。弟弟（嚴開）被捕後，我也去他那裏住了幾天。
鮑：羈留一般都要好幾天吧？
嚴：我弟弟可能是整個運動被捕者中年紀最小的，只有12歲。他在宿舍裏面睡覺，同學在上面做炸彈，爆炸了，警察衝進來，就這樣被捕。我們當然擔心他。當時社會氣氛很敵對和不公平，沒抗爭就不可能進步。後來港府發現既然中國政府不提早收回香港，就想不如把事情做好一點吧！於是有勞工法、廉政公署等，這些可說是屍體踏出來的進步。現在每件事情都能談判，不需要憎恨和對抗。雖然那時也擔心爸爸被捕，但也沒什麼辦法。
鮑：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當時不害怕爸爸可能被捕呢！
中國經驗
嚴：當年香港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中國難民。當時沒有電視，只能看報紙。電台都是一面倒地對中國沒有好話。我很記得：中國窮，只有有了工業，國家才有經濟基礎。當時文工團嚴觀發編的節目也說「祖國工業無一點」，在國際上沒地位。相對來說，香港人都非常崇拜英國，看不起，甚至仇視中國。
鮑：我對中國的認識，多虧當時仍有中國歷史科。近百年中國的歷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當時的中國太腐敗，太弱了，全世界都來侵略和霸佔我們的財富。年輕人接觸到這些，最容易有民族的激情。我們覺得國家是有很多缺點，很多不足，但總比以前的中國好。我受爸爸、家裏的影響，自小喜歡聽關於中國歷史的事。為什麼一個朝代會被另一個朝代替代，每個皇朝之初都是很「叻」、很fresh，很革命，然後「嘭」一聲，就墜落了。當時我覺得，現在不同了，現在是新中國了。
年輕的時候，自己有激情，或說傻氣，會很認同和嚮往這種革命的浪漫想法。年紀漸長，再回望從前，可能有很多不足。當時的我，就像今天的年輕人，也有浪漫的思想和追求和夢想，不管這個理想對不對。這一點，是不能夠忽略的。很多人都說六七「暴動」，學生只是「搞事」，我非常不同意，我正正覺得自己在這樣的「暴動」裏面看到很多事。我會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也是那時被啟蒙而慢慢形成的。現在就算我去了外國，就算我的同學都移民了，又或是嫁給外國人，我們都會很驕傲地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點我想與現在的年輕人有很大的分別吧。
嚴：除了報紙，媽媽也帶我和弟弟們去大陸探親。60年代初，正是3年「災害」的時候，就會帶很多東西回去給親戚。最初接觸的中國，那感性的接觸，是永遠不會忘記的。由香港到深圳不像現在閉上眼睡睡就到了。過深圳那條橋，很多人挑扁擔過去，就隨時會碰傷你。為什麼沒有一齣電影講這個？我常常想拍一齣內容是這樣的電影。
鮑：聽說最誇張的是有人回來時連鞋子都沒了。
嚴：恐怖得不得了。過關要搜查行李，不像今天隨便看看便了事，而是在一排石間平房，裏面有很多櫃位，站着解放軍。人們把行李擺上去，他們逐件地翻查。由早上5、6點鐘起床去深圳，過完關到羅湖，都差不多11點了，我們都快餓死了。但還要衝去買火車票到廣州，到達目的地時已經下午3、4點鐘。如果是去開封看阿姨，又或是去西安探舅父，還要坐幾天幾夜的火車。
通宵火車也沒臥鋪，只能坐着睡，周圍都是人。但是也有想不到的驚喜──火車旅行。清晨5點，天邊的晨曦會叫醒你，窗外田野一望無際，一直延伸到水平線，紅色的霞光由天邊射過來，地域寬廣無邊無際，這種大自然的震撼，我是第一次接觸到的，所以「祖國地大物博」這類的形容詞， 對我來說是感性的經驗，聯想起幾千年來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歷史演變，很震撼。
鮑：我弟弟文革之前就送去廣州讀書，一有假期我們都去看他。那時大陸常常沒東西吃，我記得他整個月都在吃冬瓜。媽媽便做了一罐紅燒肉帶給弟弟，但結果整個暑假我們都沒見過一塊肉。我問媽媽，為什麼我們一塊肉都沒見過？原來是被姑姑收起來，她拿去送禮。
嚴：我哥哥、姊姊也在大陸讀書。我們沒有紅燒肉，但當時有紅腸。所謂「三寶」之一。現在那是非常難吃的東西，當時卻覺得非常好吃。媽媽買了一大堆的紅腸，包好後，拿回大陸，當時對他們來說算是最好的東西。
鮑：弟弟當時也很喜歡文藝，也是學校文工團的，很積極。他們不是完全沒東西吃，只是不能大魚大肉。
嚴：我們華僑待遇不一樣，在廣州可以去七重天（著名茶酒）飲茶。
鮑：嘩，你們那麼好。現在想來一切都是命運，我竟然在中二的時候身體不好，要停學一年。再想回大陸讀書時，正好沒有中三的插班名額。爸爸說，好吧，明年你就插班高一吧。結果「明年」，就文革了，大陸停止招收香港學生，於是我中三就再回到香島中學讀書。
嚴：那你可能是運氣好呢！那時我不知道多羨慕鮑起鳴能去大陸讀書。我問爸媽為什麼我不能回去？爸爸說：「因為我不捨得你啊！」當時，能回大陸讀書是開心的一件事。
鮑：那也是一種鍛鍊。即使弟弟是家中獨子，又那麼小，我們也會覺得是對的。弟弟回去後成長得很快，由頑皮搗蛋的人，變成會煮飯、洗衣服，你完全想不到人可以變得這樣獨立。他的想法，思維都不同了，到現在他的思維都比我厲害9000倍，想是那個階段受到的鍛煉。
嚴：我哥哥以前是很挑剔的人，到大陸讀書後，人也不同了，後來就遇上了文革。
鮑：他們應就是一起去的。你哥哥、我弟弟、靜波叔（即電影人陳靜波[1921-1995]）的兒子，幾個一起去的。
嚴：應該是吧。回去後，他們是辛苦的。一年都吃不了幾両油，物質那樣匱乏。但在香港似乎有錢就可以買到東西。最特別的是香港大量的物資都是中國來的。當時中國需要吸取外匯，在這樣的經濟架構下，香港反而得益。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嚴浩、鮑起靜對談 7（按此閱讀嚴浩、鮑起靜對談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