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一篇文章，竟然引起香港各界的激烈辯論，有點始料不及。但這只是遲來了25年的討論，相信這種爭論今後仍會不斷發生。其實，香港內部，以至內地與香港之間，就香港的問題公開理性辯論，也是好事。過去是香港內部爭論不休，還大打出手，而內地對香港的針砭卻十分克制，初時緘默不語，後來也只說微言大義；現在的評論直斥其非，香港政界反而「手忙腳亂」。這些都是不習慣的問題，以後多且能夠從中尋求到共識，豈不好事。
靖海侯文章掀起遲了25年的大辯論
靖海侯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層浪，各種評論紛至沓來，還說建制派不少人深有同感。但究竟建制派的什麼人、多少人對哪一點認同、是否有其他人不贊同靖海侯的觀點，則未見細分。媒體上見到的評論顯得十分雀躍，主要原因是坊間還沒有見到過內地評論員批評香港建制派的言論。
之所以說這次大辯論是遲來25年，回顧回歸以來，內地與香港之間在評論方面的歷程，或可管中窺豹。回歸伊始，中央政府對於處理剛回歸的香港，小心翼翼──地方政府官員，不能「隨意」來港；媒體上除了官方活動報道，其他對於涉及香港的言論，要經過嚴格審查的正面報道才能見報。這跟香港流傳的說法脗合：回歸只是把英國旗換成五星紅旗而已，其他一切照舊，連在移交政權典禮上獨坐在中英兩國代表團中間的陳方安生，也能夠繼續當政務司長。香港在內地媒體來說，猶如「老虎屁股摸不得」，自然不會出現爭論。
2003年香港七一大遊行發生前的幾個小時，在香港出席香港回歸6周年大會的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還信誓旦旦地說，香港明天會更好。直到2005年底，對前來北京述職的香港時任特首曾蔭權說，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需要解決。但究竟深層次矛盾指的是什麼，中央諱莫如深，未如現今明言劏房要在2049年之前解決。所以，當時香港無論是特區政府官員、建制派人士以及傳媒，都是「估吓估吓」，內地媒體更加不會批評香港的具體問題。
2014年後 內地對港評論趨具體
由於香港問題敏感，內地研究香港問題的單位與人員，相當有限，主要力量是港澳辦下轄的港澳研究所；其他諸如法律問題、經貿問題、金融業務問題，則由分屬的專門學校或者機構有限人員研究。中央媒體有駐港機構的則多做一些調研，寫成內部報告呈報有關部門做決策參考。媒體發表評論香港的文章，要聽命於中央指示，研究人員人數有限，個人觀點也不多，評論文章鮮見「出彩」的言論，也是自然。
2014年佔中事件後，情况有了重大改變。回歸後最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是2003年的七一遊行，這是市民表達不滿情緒；佔中事件則是有組織、有預謀、有綱領的長時間暴力行動，還提出了具體的要求，作為停息的價碼。中央對此一方面是公開要求香港提高管治能力，另一方面則「廣開言路」，研究香港的單位與人員變得更加廣泛。2013年成立全國港澳研究會，內地會員漸次增加到459人，香港會員220人，批評香港的文章也變得更加具體。
2019年開始的黑暴事件，內地媒體對香港的批評文章，無論在數量上與具體程度，都有所發展，但主要是針對製造和參與黑暴的機構及個人，對於特區政府的批評也開始出現。變化主要體現在，批評文章不但有內地官員以真名或化名發表，黑暴期間港澳辦還舉行過幾次記者會，及時指出一些問題和表達明確態度。民間學者的評論文章則更為多樣化，有從大局角度出發的闡述，也有對具體問題的批評，以及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與建議，而且都是公開發表。
靖海侯只是發表分析問題癥結和批評角度新穎的內地評論員的其中之一，常有獨到觀點；但由於是化名，增添了背後可能代表某個機關態度的神秘色彩。之所以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程度，主要原因是指出一些引起大眾共鳴的問題，諸如有人仍在「軟對抗」、有人「不求無功，但求無過；寧左勿右，不管後果」。不論其觀點是否被過分解讀、所指出的某些人是否對號入座，唯對於官員與建制派成員，不客氣程度，十分罕見。
兩地溝通交流 應包括互相探討觀點
香港評論員對於特區政府官員，仍然有諸多批評；對於監督建制人員表現的文章，確實不夠多。內地評論員月旦香港建制派人士的文章，反而成為焦點，也就不足為奇。其實，如果從正常角度看，香港批評內地人和事的文章，不絕於耳；內地批評香港人和事的文章而成為罕有，是不正常的。兩地溝通與交流，應該包括對互相批評文章與觀點的探討，不應該成為禁區。
內地評論員的觀察角度不同，觀點也就不同。他們考慮問題的範圍，往往從全國角度出發，甚至是聯繫國際局勢。所以，提出的意見與建議，能夠補遺香港的不足。若能因此而得出一個對香港更全面的觀點與角度，為何不好？之所以被視之為「亂」，只是少見多怪。香港由治及興，應該有接受批評的容人之量，而不是諱疾忌醫。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