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時期，所謂「政治中立」即「不左、不右」，「不藍（國民黨）、不紅（共產黨）」，完全效忠英女皇，所以警隊在香港的任務是維護英國的利益（有關政治中立的問題將於下文詳述）。這種理解在主權移交前的英殖管治下，都沒有大幅改變。
北京對於香港主權移交的方略與政策大方向為「平穩過渡」、「不變」。這種「不變」若沿用上述的服務對象邏輯，即維護當政者的利益，簡單來說就是大體不變，改變的只是由英國轉為中國北京政權。從這個歷史的視角檢視，配合由上而下的特質，警隊效忠的對象並非單純是一般市民，而是當政者。
歷史沿襲告知我們，香港警隊於體制而言，在主權移交前後並無大幅改變，那麼我們對於「警隊形象改變很大」的幻象從何而來？很大程度，源於警隊的角色與處理案件的性質轉變。
60、70年代前的香港警隊聲譽是「街知巷聞」的，香港警察一直都飽受貪腐及無能的指責，市民普遍並不信任，出現某種程度上的「華洋分治」。基層市民遇事，傾向依靠社會關係及個人關係解決問題，多於向警察尋求協助，無形中形成市民與警察之間明確的分隔。
其實更早的殖民地時期，更有所謂「一體二元」的制度運作，即英殖警隊早期基本上不理會華人福祉，亦不會招募華人當警，更容許華人建立自己的「更練團」。
在80、90年代初，「皇家香港警察」處理的多是重型街頭罪案，如當年的「省港旗兵」、標參、勒索等，一般市民都不會犯這類型案件，而這些種類亦嚴重威脅了市民的性命財產。因而，警隊執法處理時開始給予市民信心，形象得以改善，變得正面。至90年代，警隊是以服務為本、以維持社會穩定為目的；運作比較透明，警員招募的質素亦增加，所以當時的警隊逐漸得到公眾信任。
1997年前，警隊處理的主要是一般市民都覺得「難以接受」的罪案，如集團式犯案，甚至是中港跨境罪案。到回歸以後，公民意識的覺醒導致更多公民抗爭出現，當中大多是市民對法律條文、對香港甚或中央政府的質疑，而非與警隊敵對。然而，當警隊對公民示威遊行、抗爭執法時，便容易動搖市民對他／她們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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