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以後的孔孟

我們不會真正了解孔子和孟子，不可能，也不現實。羅蘭‧巴特說「作者已死」，孔子雖然強調「述而不作」，但是述也好、作也好，孔孟的作品留了下來，後人據為己有，用自己的方法作了一番詮釋，已經跟孔孟愈走愈遠。陸九淵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是誰為誰注釋呢？永遠說不清楚。孔孟只曾活在他們所在的國度裏。後人研讀孔孟，其實都是某人對孔孟的理解。究竟是真知灼見，抑或是無的放矢，總之是擺脫不了各人的主觀性。

真正了解孔子只是一種奢望

回望歷史，面對紛亂，人類喜歡歸納，嘗試將一切事情系統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此等學術思想流派的名字，便是極度簡單化的歸納。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是否同屬一家便能互相配合，闖出佳績，卻未必然。同屬一派，乃是後人的歸納。孔子的儒家，孟子的儒家，荀子的儒家，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了不同人的手上，儒家和儒術便都截然不同。因此，後人所了解的儒家，無論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孔孟還是遙不可及。顏淵是孔門高弟，在老師的學問面前，「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淵難以冀及，後人說要真正了解孔子，那只是奢望。

自己的學術到了別人的手上，如何詮釋便操縱在別人手上。春秋戰國是學術思想百家爭鳴的時代，到了大一統的秦代，雖有「偶語《詩》、《書》者棄市」的苛法，但學術仍在官府，未算中絕。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這樣看焚書坑儒：「試看《漢書．藝文志》所記書目，便知秦始皇燒書的政策，雖不無小小的影響，其實是一場大失敗。所以我說燒書一件事不是哲學中絕的一個真原因。」「秦始皇所坑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乃是一班望星氣，求仙藥的方士。這種方士，多坑殺了幾百個，於當時的哲學只該有益處，不該有害處。故我說坑儒一件事也不是哲學中絕的真原因。」如此說法，有點冷酷無情，畢竟方士的命也是人命，但也說出了事實。「坑儒」的儒，不與孔孟的儒家相關。崔適《史記探源》卷三以為秦始皇「第燒民間之書，不燒官府之書；第禁私相授受，可詣博士受業」。可見學術中絕本與焚書坑儒關係不大。

秦興也暴，其亡也速，成敗繫乎以法為主的治國方針。春秋戰國亂離數百年，而秦僅以15年便統一天下，同樣是15年而後亡國。荀子本出儒家，揚雄以為孟子與荀子是同門而異戶。而荀子兩位重要學生，韓非和李斯，便是使秦得以統一天下的關鍵。禮與法，為一事之兩面，禮施於發生之前，法禁於已然之後。荀子重禮，法家主法，而秦正以法家之道得天下。可以說，秦之統一天下，也與儒家思想之異變息息相關。但當秦亡以後，經過了數年的楚漢相爭，最後劉成項敗，建立漢朝。秦成為了漢的「前朝」，前朝的好與壞，仿如一面鏡子，可正己之得失。前車可鑒，殷鑒不遠，法治似乎行不通，漢人重新重視荀卿禮學，以為禮治天下才可救當時天下之厄。

《論語》實為孔門後學所見

古代政權，帝王的喜好足以左右學術思想。漢代重禮，旨在補秦之弊。到了漢武帝時，國力鼎盛，汲黯指出武帝為人乃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心底的欲望眾多，口裏卻說要仿效堯舜之治，正切中漢武帝的問題。董仲舒在回應漢武帝三次策問的〈天人三策〉，推崇他心目中的儒家，並提倡尊儒。結果，漢武帝一錘定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成為了學術思想的一言堂，這是孔子的願望嗎？

是不是孔子所想並非重點，孔子已死，而後世力主以儒家思想治國，不過是看中了《論語》裏的一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果君臣上下都能安於這八個字，世界多麼美好！當君主的勤政愛民，當臣子的盡心盡力扶助君主；父親做個好父親，兒子就個好兒子，父慈子孝，美哉！《論語》全書492章，哪些章節較為重要，孔子沒有說，孔門弟子沒有說，哪章最為重要全出後人的猜想。只有個別章節的排列，經過前輩學者的分析，屬於正確無誤。例如全書第一章「學而時習之」，錢穆在《論語新解》於此條下云：

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學。孔子之教人以學，重在學為人之道。本篇各章，多務本之義，乃學者之先務，故《論語》編者列之全書之首。又以本章列本篇之首，實有深義。學者循此為學，時時反驗之於己心，可以自考其學之虛實淺深，而其進不能自己矣。

錢先生所論可謂知言矣，《論語》置「學而時習之」為全書首章，用意深遠，更有勸勉學習之效。日人子安宣邦云：

以「學」之欣悅為《論語》開卷第一章的信息，或許誠如仁齋所言，宣告了孔子思想中「學」之重要性。「學」對孔子之重要性，從他與他的弟子們一道最早開始自覺「為學」這一點上即可看到。當然，所謂「最早」，未必就意味著「世界第一」。《論語》是承載了人之原初叩問與反省的文本，而這也是我們要不斷重讀它的意義所在。而所謂「原初」，也即是一種本質性的東西。說孔子是最早開始自覺「為學」的人，是因為他是第一個反思「學為何物」的問題並試圖將其形諸言語的人。

子安宣邦據伊藤仁齋所言，突出了「學」在孔子思想的重要性。更為重要的是，這裏指出孔子是最早開始自覺「為學」的人，即代表「為學」是孔門師生非常看重的事情。勉人向學，使人可以趨善，儒家文化尤其措意於此。

但不要忘記《論語》如何而來，據《漢書．藝文志》所載：「《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論語》的敍事者是弟子門人，這便是第一批自行詮釋孔子學說的人。孔子不可能參與《論語》的編成。《論語》之名首見於《禮記．坊記》。《禮記》成書之年代雖未有定論，但學者大多以為不在漢武帝之後，但也不會很早。〈天人三策〉、《韓詩外傳》等，皆在漢武帝時期成書，已經連用「論語」二字。總之，《論語》出於後人所編。然則孔門首重在學，而以「學而時習之」一章為說，實則是孔門後學有持此見。孔子是否意見相同，我們也不得而知。

漢魏六朝所表現的孔子及其學生，有兩大特點。第一是孔子成聖，為漢制法。孔門弟子努力樹聖，以及漢武帝獨尊儒家，使孔子學說成為了人皆不可不知的學問。在經學思想的籠罩下，孔子所編的書籍逐漸成為了「經」，也就是士人的必讀書。有必讀書，便有注釋，經注應運而生，形成了龐大的學術團體。團體裏有人意見不合，於是便出現今文經與古文經之爭，代表不同人士對儒家典籍的詮釋。孔子的地位愈高，便跟原來的孔子距離愈遠。經學氛圍下的孔門師弟子，成為了經學的代言人。

第二是學術思想衝擊下的回應。漢魏六朝的儒家與其他思想，尤其是佛道的思想與主張，互相爭鳴。為了回應、抗擊另一種思想，而不得不改動自己。而經過改動後的思想，已與原初的相距甚遠。孔子及其弟子都會出現在不同的文體裏，包括子書、小說、佛典等。儒家的地位並非其他思想主張可以相比，因此，不同典籍都出現過孔門師弟子，或藉以表達儒家不及他家，或為孔門師弟子安插新事跡。凡此種種，大多與原始的孔門儒家漸行漸遠。六朝是多種文化衝擊的時代，故下文選了這個時代作為切入點以作論述。

孔孟可借鏡的地方

孔子與孟子可予我們借鏡的地方很多，其中包括了他們的人生抉擇。「周遊列國」說得多麼動聽，訪尋聖王賢君其實就是求職，要找一個願意重用自己的老闆。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序文所說，孔子為了彰明帝王之道，曾經為70多個國君做事，都沒能得到重用。由此看來，孔子求職的成功率甚低，不過這大概並非事實，據《論語》、《孔子家語》、《史記》其他各篇的記載，孔子不太可能到達70多個諸侯國。

至於孟子，氣勢比起孔子強大得多，觀乎孔子團隊「菜色陳蔡」，孟子則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但畢竟孟子的偶像是孔子，他的旅途也跟孔子相同，以歸國教學而告終。孟子曾經到過鄒、魯、滕、宋、魏、齊等國，見過鄒穆公、魯平公、滕文公、宋君偃、梁惠王、齊宣王等諸侯。他有成功的機會，但沒有把握，因為不符合個人行事原則的機會，根本稱不上是機會。宋人朱熹著的《四書章句集注》書前附有一篇〈讀《論語》、《孟子》法〉，其中一條引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二書切己，終身盡多也。」此話如同當頭棒喝，所重在於「切己」二字。讀書求學問，不當只是紙上談兵，須要將書本的內容看作與自己關係密切，這樣才算是不枉讀書。

孟子沒有枉讀孔子書，孟子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3.2節錄）面對官場，面對功名利祿，孟子以為只有孔子才可以做到收放自如。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避就退避，能長久幹就長久幹，能迅速果斷就迅速果斷。孟子的願望，就是仿效孔子。這是「切己」的表現。孔孟身處春秋戰國時代，雖然距離我們超過2000年，但其行事準則，仍然值得我們借鏡。

孔孟思想仍有許多適用場合

我們都在重讀經典，但一切重讀都沒有還原的可能。事實上，還原也不現實，原始的一切無可能與重讀對質，重讀就是重新的閱讀與分析。重讀可以是重新審視舊注，為此得到前人未嘗關注的獨特角度。當然，不同時代的注釋者都會帶有時代特色。例言之，究竟「剛毅木納」與「巧言令色」，何者較為接近仁德呢？前人學者言人人殊，眾說紛紜，我們重新分析，務求提供另一種解讀。

有些是用新的角度重新思考問題。有一次，在研討會上聽到韓國外國語大學朴宰雨教授關於孔子的發表，更提及孔子思想在新文化運動的衝擊。當年我在講授《孟子》，也寫了一些與《孟子》相關的文章，因此靈機一觸。孔孟並稱，何以「打倒孔家店」的時候，就沒有一併打倒孟家店？是因為孟子思想不成氣候，對國人沒有影響，還是什麼其他原因呢？這樣的轉換視角，寫成了一篇打孔而不可孟的小文章，當日也對自己的機靈而沾沾自喜。

孔孟已經沒有力氣追隨今人，但我們依然竭力不捨地將萬事萬物比附孔孟，用心良苦，其實也就是為了證明孔孟學說到了今天依然「有用」。後人給予孔子的稱號有許多，其中包括了「萬世師表」。這也是一個孔子願意承認的雅號。教育是使人類文化可以綿延不絕傳承下去的重要因素，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德才並重等，皆本出孔子，今人能夠將此等道理古為今用，便是不愧對古人了。舉例而言，在學校裏有不少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如何教導他們，則正可參考孔子的因「材」施「教」。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如何發掘學生之材，循而製訂適當的教學模式，便是因材施教。如果能夠將孔孟思想「切己」，便會想到現今社會仍有許多適用的場合。

本書的不同部分，曾經在《孔子研究》、《關東學刊》、《國學季刊》、《九州學林》、《孔孟月刊》、《水流花開：經典形塑與文本闡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數碼時代的中國人文學科研究》等作單篇發表，在此向各部期刊文集謹申謝忱。本書所用《論語》、《孟子》文本及章節編號，悉據楊伯峻《論語譯注》及《孟子譯注》，不另出注。收入本書之時，各篇俱嘗經修訂，以作一體，承前而啟後。是書蒙何文匯教授向香港商務印書館推薦，復得林可淇女士辛勞校訂，使本書得以面世，更是重中之重。本書不足之處尚多，還望四方君子不吝賜正。

潘銘基
2023年4月序於復旦大學

原為《孔孟以後的孔孟》序言，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