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風險（de-risking）難以實踐的重要原因就是，排擠中國的國際經濟秩序，將徹底改寫後冷戰全球經濟融合的架構，美國的全球經濟戰略和決策也出現矛盾，這給全球帶來國際經濟失序，也會影響美國自身的影響力。
經濟脅迫與經濟制裁
美國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中，只以中國作為唯一的假想敵，放棄了原有堅持的自由貿易與政府不干預市場的立場，其雙重標準也引發更大的質疑。中美兩國都被指責將貿易「武器化」，服務各自的國家利益。
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指責中國對貿易夥伴的「經濟脅迫」政策，特別是在疫情期間澳洲因要求溯源新冠病毒，中國對澳洲出口中國的貨物採取了提高關稅等反制措施；立陶宛與台灣加強關係，對中國的出口基本被停止。早在2017年，韓國也因為在領土上部署美國薩德反導彈系統，遭受中國經濟報復。
但按照同樣的邏輯，美國對古巴的禁運長達半個多世紀、實行長臂管轄、將中國眾多企業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單、在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對中國實行出口限制、限制對中國企業特別是高科技業的投資是否也是經濟脅迫？
貿易武器化並非今時今日才有的現象，但日益頻繁的經濟脅迫與經濟制裁正在破壞以往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在新冠疫情中，西方強烈感受到過度依賴中國供應鏈引發的不安感；俄烏戰爭之後，美國和西方的制裁措施，反過來也加劇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不安感。
小院圍牆是一廂情願
美國最初對中國貿易和投資的限制僅限於軍事領域，但美國在半導體領域對中國實行出口管制之後一個月，不僅打擊了軍事應用的芯片，而且打擊了數據中心、自動駕駛汽車和許多人工智能用途的芯片。
美國將「去風險」和「半脫鈎」的政策鎖定在所謂「小院高牆」中，但「小院」現在愈變愈大，設定的「圍牆」愈來愈高，卻表示不是對中國實行全面封鎖。這其實也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另一種「護欄」，要在圍堵中國的同時，又要防止中美關係出現更大的裂痕和危機，但這樣的想法恐怕也是一廂情願。
在這一背景下，即便拋開危機四伏的台海局勢，中美經濟關係要改善的空間其實相當有限，而且可能因誤判隨時翻車。更大的問題是，中國確信美國正在進行的技術封鎖是為了遏制中國崛起，自然不會接受美國所謂「小院圍牆」的說法。「去風險」不可能改變現今中美關係下滑的趨勢，即便短期內有所改善，那也是暫時現象。
從美國內部來看，鷹派希望看到與中國最終實現全面脫鈎。美國專注於建設國內經濟的彈性和能力，以減少美國對中國的依賴。但長年以來，美國從中國獲得低價進口產品，一直有益於美國消費者，這也影響美國公司自身的競爭力。美國在實行去風險戰略時，如何保持平衡依舊是一個難題。
美國目前的政策是希望增強抵禦能力，以降低來自中國的風險；在強調自身經濟安全的同時，試圖有選擇地切割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但對於美國鷹派而言，拜登政府所勾畫的中國政策依舊過於軟弱，他們質問冷戰時期的美蘇在經濟上可以不往來，為何美國迄今對中國還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以美國芯片出口管制政策而言，美國會延長今年10月到期的豁免期，繼續允許台積電和韓國三星等頂級半導體製造商維持和擴大在中國的芯片製造業務。這是因為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場，去年的芯片銷售額佔全球約三分之一，用於製造出口到全球各地的產品，徹底斷絕對中國的芯片供應將打亂全球電子設備供應鏈，美國承擔不起這樣的罵名。此外，台積電和三星都準備在美國投資十多億美元，美國也不敢得罪他們，以免影響美國的芯片製造計劃。但在美國保守派看來，放過中國一馬必然削弱美國對中國高技術出口的管制。
美國優先政策 損害盟友利益
儘管拜登政府口口聲聲會照顧盟友的利益，但其經濟政策的本質與特朗普政府一樣，都是向內轉，強調美國優先。美國保護主義之下的產業政策希望實現兩個目標──保護國家安全和製造業工作崗位回流。為了自身的國家安全，購買美國貨的條款其實正在損害盟友利益。
2022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通脹削減法案》，這項法案旨在緩解通脹、削減赤字，但為促進電動汽車和其他綠色技術在美國本土生產，在氣候和清潔能源領域投資了約3700億美元。美國政府對新興產業的激勵措施還包括在醫療保健領域投入了約640億美元。這些為美國企業爭取競爭優勢的做法不僅損害中國的利益，也在損害歐洲的工業和企業。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美國長年以來一直批評中國的非市場行為，不遺餘力地譴責中國對企業的補貼政策造成不公平競爭。但為了與中國競爭，如今也反其道而行之，開始對產業實行補貼政策，並且打壓TikTok。「去風險」意味美國放棄與中國經濟融合，但當美國批評中國這個「非市場經濟體」在融入國際經濟秩序時「構成巨大挑戰」，卻反過來以其批評的「中國模式」來制衡中國。
與二戰後美國重塑的全球經濟秩序不同，美國當年推動全球自由貿易，跟蘇聯集團身處兩個不同的世界，但在過去40年，美國、西方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愈趨融合，如今需要從互相依存變為去風險政策，美國的經濟戰略為此需要大幅度調整。
經濟戰略大調整
美國想要保持競爭優勢，開始從以往對自由貿易宗教般的推崇上退卻，改變產業發展的大政方針。中國40年前開始的改革汲取了自由市場經濟的要素，但美國現在反其道而行之，開始吸收中國政府支持產業發展的計劃經濟成分，介入產業發展，特別是在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的發展戰略。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4月27日在布魯金斯研究所發表了題為「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力」的演講，從國家安全、經濟安全與對外關係多維度看待與中國的競爭。他的這場演講更像是闡述美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哲學思考，被稱為「華盛頓新共識」，完整地勾畫了美國未來經濟戰略大調整的藍圖。
最令人詫異的是，沙利文認為資本主義必須從根本上進行變革，才能應對當今的問題，他批評在過度簡化的市場效率名義下，包括戰略物質在內的供應鏈轉移到了海外。而美國長期推崇貿易自由化，沒有帶動美國的出口。他強調並非貶低市場的力量，但顯而易見地對美國一直遵從的市場力量的效果產生了懷疑。他提出建立超越傳統貿易協定的「創新型國際經濟夥伴關係」，以「多樣化和有彈性的供應鏈」取代自由貿易。
拜登政府現今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待美國的工業戰略，政府的公共投資開始進入這個以往通常是私營企業的領域，以便提高美國的創新力和競爭力。拜登政府通過了一系列法案，刺激政府和私人對美國工業產能高達數萬億美元的投資，涉及的領域包括半導體、基礎設施和低排放能源。美國政府還為電動汽車、半導體和太陽能電池板等行業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補貼。
這正是美國以往批評的中國發展模式，政府高度介入市場。但美國遵從過去自己批評的中國產業政策，且將其提高到一個全面的戰略高度來執行。
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佔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的30%左右，大約是美國的兩倍。製造業增加值是指企業生產過程中新增加的價值，是工業生產活動以貨幣形式表現的最終成果。過去幾十年，亞洲在全球工業製造中佔據的份額愈來愈大，美國的再工業化就是要改變這一趨勢。
製造業回流初見成效
美國再工業化曾被視為白日夢，但其聚焦半導體和新能源產業的努力已初見成效，製造業在過去一年加速了從其他國家回到美國的步伐。根據科爾尼（Kearney）的2022年回流指數， 96%美國公司已將生產線移回美國或正在評估回流美國，這比2021年飆升了78% 。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自2019年以來，對半導體和清潔能源生產的大規模投資已激增了20倍，自2022年8月以來，在美國本土的投資有三分之一來自外國。許多電池和電動汽車工廠選擇在「鐵鏽地帶」（Rust Belt）落戶，太陽能電池板和可再生能源工廠則遍布南部。據美國人口普查局6月初公布的數據，美國製造商的建築支出在過去一年增長了一倍以上。到2023年4月，年增長達到近1900億美元，而2022年6月為900億美元。
據美國勞工統計局5月份發表的就業報告，美國過去兩年增加了約80萬個製造業就業崗位，僱用了約1300萬名工人。據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的數據，由於勞動力市場難以找到勝任的技術工人，到2030年底將可能導致210萬個工作崗位空缺。
但是，拜登政府承襲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能否成功？這樣的「內循環」政策很可能助長激進的經濟民族主義，不僅令盟友不滿，而且對過去幾十年來享受全球低廉進口產品的美國消費者也無益處。正如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所言，這與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遵循的更加多邊化和全球化傳統不同。
原刊於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