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不談GPT，卻由GPT引起。由於GPT引起的討論，正反面都有。正面的，認為人類將因此進入一個新紀元。反面的，大都在恐懼、譴責之餘，要求暫停、規管。要求規管的，潛台詞是這些科技專家，不會自律，也可能沒有能力自律。他們也不會在研發的過程中，作社會影響的風險評估。
前文提到的Future of Life提出暫停研發，認為這些專家「未經選舉」，意思是他們沒有向公眾發放這些工具的權利。這倒是一個很少有人提及的維度。一般商品的出產與推出市場，很少有人講究權利，除非是涉及專利。需要批准而為人熟知的，是藥品；經過歷久的大數據試驗，通過有關監控機構的測試，也明瞭了藥品的作用與副作用，才可以推出市場。莫非AI產品也要經過這樣的關卡？但是與藥品不一樣，科技產品的正面與負面作用，是無法預測的。如何鑑定是否「健康」？
規管以外，應該做什麼？
唯一的可能性，是研發的專家，盡量估量新產品的正反面可能性，在推出市場付諸應用之前，提出預告與警告。其理由是：即使應用起來的可能性無法預測，但是研發者到底還是最了解產品的基本功能──什麼可能？什麼不可能？──對於它的應用與危害可能性，還是應該最有發言權。這樣，至少可以避免未經深究者胡亂捧場或者胡亂譴責。這可以說是屬於科技研發者的「社會責任」，或曰專業良心。這與「規管」是兩回事。不過，直到目前，還看不到有這樣的研發者。即使有這樣的研發者，背後的商業動機也許不會允許有這樣的「申明」，甚至沒有這種「申明」的動機。如此看，則研發者對於科技產品的社會影響，還是有責任的。
總的來說，對於研發者而言，不應該做什麼，應該做什麼，兩者之間還有很大的灰色地帶。規管，是屬於「不應該做什麼」；要不要承擔社會責任，那是「應該做什麼」。即使有了規管，也還有很大的一片空間，研發者需要考慮「應該做什麼」。假如沒有規管，就更加需要考慮「應該做什麼」。
其實，幾乎所有的專業，都面臨這樣的考慮。醫生，醫務委員會處理的失德案件，都是觸動了專業道德的底線，也就是「不應該」的底線。但是那都是極少數，而不容於大多數。大多數醫生的行為，都遠遠超過了這些底線，他們的專業培訓與熏陶，都是在發揮最大限度的「應該做什麼」。
以上是研發者方面在應用上，以教育而言，也是正反面都有，正面是鼓勵使用，開發學生學習的新境地；反面的，則是要限制或者禁止學習使用。背後的邏輯，大概是：若不禁止，學生就會抄襲、作弊。
都是一樣的假設：假如沒有規管、限制、禁止，就會出現劣行──或則危害社會，或則取巧欺詐。
這是筆者想起兩件事。第一件，多年前參加廉政公署教育委員會，就覺得廉署的宣傳廣告，幾乎全部是威嚇性質──某人因為貪污過着奢侈享樂的生活，結果以鐵窗告終。宣傳的是貪污或者賄賂的惡行，最終是「惡有惡報」；那是聚焦「不應該」，也無可厚非。但是，為什麼不宣傳廉潔？為什麼不宣傳廉潔背後的原則與美德？鼓勵和讚揚這些原則與美德，才能煥發人們正面的精神，把這些原則和美德化為自己的內在素質，內化為「應該」。於是學生就有空間去理解，為什麼貪污與賄賂屬於「不應該」，於是受到懲罰也就不在話下。
後來就出現了廉政公署的《拓思》，是香港難得的德育雜誌，從正面宣傳種種人人都應有的基本道德與原則，那才是反貪的根本。教育的本職，不是要人因為害怕刑罰而離開貪污與賄賂，而是希望他們擁有這些基本的原則與美德，因而痛恨貪污與賄賂。他們的認識，就遠遠超過了法律的範疇，也就是遠遠超過了「不應該」的思路。
離開懲罰，反而學得多！
第二件，重複一個故事，筆者當大學舍監的時候，因為冷氣機插卡機制失靈，導致不少人免費享用冷氣，法理上屬於偷電。開大會，無人承認。正常的做法，報警、錄口供，一定是沒有結果。然而，經過各樓層自發的不斷討論，終於提出自首、補償、自罰的全宿舍決議。結果有50多人向舍監自首。把一個極可能是責備與懲罰的事件，變成了一個學習和自省的過程。至今，見到堂友，都會提到這件事，莫不終生難忘。因為把「你應該」的被規管，轉化為「我應該」的自為原則。
其實，以上的情形，堂友們大可爭辯，他們沒有主動偷電。但是他們經歷了一場有益的自我教育。最記得堂友們的話：「沒有懲罰，我反而學得更多。」筆者的解讀：若只是懲罰，堂友們就停留在害怕、逃避、後悔，甚至反感的狀態。根本不會去反思自己做錯了什麼，更不會正面地思考這「偷電」背後的人生原則。「進了社會，我也許永遠沒有機會這樣思考。有便宜哪有不貪的？假如路邊泊車的計時表壞了，第一個念頭就是泊進去，享受免費。現在覺得那是可恥的。」筆者很記得這個比喻，因為貪了這個便宜，是不會受罰的。這裏的「不應該」，不是緣於怕受罰。那是多麼寶貴的學習。
第三件，近年的事。政府關於反對歧視少數族裔的宣傳海報與視頻，突出的是少數族裔受欺凌受歧視的畫面與鏡頭，加上描繪被欺凌和歧視者的憤怒。而被欺凌者又是特定的某種膚色，也沒有描繪旁人的勸喻或者譴責，更沒有負面與正面的畫面同時出現而對比。彷彿香港就是一個歧視性的社會，是某種膚色對另一種膚色的歧視；而反對歧視，是因為被歧視者的憤怒。到底在宣傳什麼？看來，設計者也許沒有細想過到底族裔歧視是怎麼一回事，而部門主管本身也很可能沒有想清楚到底要宣傳什麼。為什麼不是宣傳如何對待非本族裔的居民？為什麼不是宣傳族裔共融？為什麼不宣傳族裔多元是社會的財富？為什麼甚至不是負面與正面的畫面同時出現而對比？觀者不容易明白，到底在宣傳什麼？因為裏面沒有正面的訊息。只有「不應該」，而且是說的不太清楚的「不應該」，而沒有形成更重要的「應該」。
學生學習：應該做什麼？
很多人都會覺得，社會上負面的東西太多了。出了新的罪案，就認為是法律有了漏洞，要修訂法律。出了意外，就認為是規管不力，要加強管制。如此下去，往往是因為很例外的一時一事，而導致更加繁瑣的法律細條，而導致更加細密的規管制度。規章制度，就會變得愈來愈複雜，繁文縟節也會變得愈來愈沉重。而我們社會的道德與價值觀，卻可能不斷下滑。沒有了「應該做什麼」的意識增長，「不應該」的事情就只會愈來愈多。
「應該做什麼」，那是教育的主要使命。但卻是現代許多國家的教育政策所欠缺的。流行的美國「21世紀技能」可說一個典型，只顧了工作上的技能需要，沒有了「應該」與「不應該」的價值標準。「應該做什麼」，也不是靠講課硬銷，而是學生在生活中的體驗。回到大學學生宿舍，宿舍的冰箱上面沒有CCTV監察，也沒有明文規條「擅取他人食物」的罰則。但是沒有學生會擅取。因此，筆者的舍監座右銘，第一條就是「真正的規條是不用寫的！」（The best regulations are not written!）
回到本文開頭的話題，研發者的態度我們管不了，但學生面對唾手可得的種種新科技，「應該做什麼」，則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的使命。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