滙豐控股上周五的股東周年大會，終於否決了由小股東提出的兩項建議：一是要求滙豐把股息提高到疫情前的水平；二是要求匯豐分拆亞洲業務。兩項表決結果都未達到特別決議所需的75%支持，滙控管理層總算暫時避過了一次挑戰。
派息水平涉及的是銀行財務管理策略，算不上是「大事」；令控滙管理層坐立不安的，是關於分拆提議。
匯控與中國平安關係 追溯至20年前
早在2015年，就有部分小股東要求滙控分拆亞洲業務單獨上市，原因是滙控的亞洲業務賺錢，但股東利益卻被虧損的歐美業務侵蝕，故此分拆對股東有利。小股東之見，在滙控看來或許只是「噪音」，直至單一大股東中國平安發聲。
過去幾年，中國平安都表示滙豐應該考慮分拆亞洲業務，到了今年4月18日晚，平安高層發表《平安資管公司關於滙豐控股的原則和立場》聲明，表示原則上支持股東大會上小股東提出的兩項議案，即是贊成滙控應該重組業務。
滙控和平安的關係可追溯到2002年，當年滙豐以6億美元認購了平安10%股份，是當時內地金融業最大一筆外資入股。此後雙方合作愉快，內地媒體也承認，「滙豐的進入，對平安快速成長為國際一流的綜合金融集團，提供了豐富的經驗」（見〈平安又出手了：再度躋身滙豐第一大股東，意欲何為？〉，新浪財經，2020年9月26日）。
2012年12月滙控調整發展策略，把所持平安股份全部出售。在「分手宣言」中，滙豐表示「平安是滙豐近10年來最成功的投資之一」。但既然成功，又為何悉數出售？這一舉動，外界演繹為滙豐在降低內地投資組合，希望在歐美市場尋找機會。
滙豐跟平安說再見，但平安卻反過來不斷入股滙豐──從2015年開始，就不斷有內地金融企業透過「港股通」不斷買入滙控股份，當時市場人士估計，其中最積極購入的就是平安。
到2017年12月5日，平安再購入滙控1000萬股，持股量增至10.18億股，佔比達到5.01%，須公開披露，平安成為滙豐主要股東的身份終於曝光。此後平安一直增持，到2020年9月23日，平安在公開市場斥資3億港元增持滙豐，令其持股比例增至8%，成為滙控第一大股東。
然而，平安投資滙豐招來的是慘重損失──自2017年開始，滙控股價表現一直不濟，平安所持的滙控股份大縮水；平安入股之後曾提出派代表加入滙控董事會但被拒，後來又向滙控提出共同發展新業務，也未獲滙控積極回應！市場人士認為，平安對滙控近年的表現不滿，故此全力支持小股東的提議，與滙控管理層公開對着幹。
去年11月，中國平安旗下的平安資產管理公司已經公開表示，近年滙豐在多項市場排名及營業指標的表現都不及同業，必須採取各種削減成本方案，並把更多資源投入亞洲業務。到上周股東大會前夕，平安正式表態支持小股東提出分拆亞洲業務的建議。不少評論都揣測，平安也許正是小股東背後的推手！
滙豐業務策略 表現進退失據
平安要求匯控分拆亞洲業務，表面理由是業績和營運表現；但也許更重要的，可能是滙控的身份和定位。
上世紀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大局已定，在香港的3家英資企業，即怡和、太古、滙豐各自籌謀，為未來的政治變局做準備，各自有不同的策略。怡和跟英廷關係最深，撤出香港的決定也最徹底，怡和系5家上市公司在1994年12月底開始在香港股市除牌，改在新加坡上市，保持「純英資」身分，公司業務重心也由香港轉向東南亞及內地，逐步淡出香港。
太古起家雖在英國，但很早就植根香港，從製糖、船塢到進軍航空業（國泰）、地產，在整個回歸過程太古表現相當低調，而且積極配合北京的政策（1987年讓中信泰富入股國泰航空）；加上施懷雅家族透過AB股機制牢牢把握住太古控制權，成功化解了本地華資的狙擊收購。太古一直沒有傳出過遷冊，反而不斷在香港和內地開拓業務，以扎根香港外資企業的身份，避過了大大小小不同的政治風波。
相比怡和及太古，滙豐的表現顯得進退失據。滙豐於香港起家，1865年3月在香港開業，是首家以香港為基地的銀行，同年成為發鈔銀行；1949年之後滙豐陸續關閉內地分行，全力拓展香港業務，在本地金融界成為龍頭老大，也隱隱然扮演着香港「中央銀行」的角色。
3家英資企業以滙豐跟香港淵源最深，然而面對九七問題時，滙豐卻積極部署遷冊──1990年12月宣布結構重組，成立滙豐控股，1992年由香港遷冊英國，並全力把業務國際化，四出收購，更進軍美國的消費金融業務（2003年收購Household International），意氣風發；2006年11月9日滙控股價見152元，創出歷史高位！
然而，隨之而來的2008年金融海嘯重創滙豐，在美國的壞帳撥備驚人，管理層不得不向股東伸手，2009年「世紀大供股」一幕，大家記憶猶新！自此之後，滙控的發展重心由美國、歐洲回歸亞洲和內地；在2015年倫敦的投資者簡報會上，滙控時任行政總裁歐智華提出10項「策略行動」，重點就在於「掌握亞洲的增長機會，包括珠三角地區、東盟；資產管理、保險」。
除了重整業務策略，歐智華當時也透露了滙控正考慮遷冊。當時市場聯想，滙控會否重返香港？到2016年2月14日，滙控宣布總部繼續留在倫敦。當年滙控主席范智廉在聲明中稱：「我們將策略核心放在亞洲、將總部留在倫敦這個引領世界的國際金融中心這一策略，不僅是兼容，更是為顧客及投資者提供最佳成果。」
很明顯，滙豐想用這種「一腳踏兩船」的策略，既保留在倫敦註冊的地位，維持滙豐「國際銀行」的身份，但滙豐業績顯示，其盈利絕大部分來自亞洲。雖然沒有公開表明，滙豐這種部署明顯是為了買政治保險，選擇接受西方國家的金融監管，而不是在中國香港註冊，接受非西方金融監管機構的規管。
陷入中美較勁角力
這種希望「兩全其美」的安排終於出事。2021年美國指控華為利用在香港註冊的星通（Skycom）技術公司，將美國高科技產品轉售予伊朗企業，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美國指孟晚舟在華為與伊朗的業務往來中誤導滙豐銀行，構成欺詐罪。
孟晚舟案是中美較勁角力的一次過招，美國衝着華為而來，以扣留及要求引渡孟晚舟（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女兒）作為打擊手段。而匯豐的文件，就成為引渡孟晚舟往美國的主要證據。
「人民網」於2020年7月24日的一篇文章〈孟晚舟案證據公開！滙豐銀行構陷，美國一手炮製〉，直指「所謂孟晚舟案，完全是美國炮製的政治案件。滙豐銀行參與構陷，惡意做局、拼湊材料、揑造罪證，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央媒發炮，平安就以單一大股東身分要求滙控分拆亞洲業務，很明顯，分拆可減少來自美國的政治風險！
孟晚舟案最終圓滿落幕，加拿大放人，中方鬆了一口氣；但滙豐在北京眼中，卻成為了這場政治風波的美國馬前卒！銀行要國際化、要保持美歐的關係，就要符合它們的法規，配合監管機構的指令行事。我們無法得知孟晚舟案的內情，然而以滙控一家私營銀行的力量，怎可能拒絕跟美國政府合作？
如果滙控重組分拆亞洲業務，並把註冊地放在香港，接受特區政府監管，也許就可以避過像孟晚舟案一類的政治風險。這也許是小股東要求匯控分拆的「深層考慮」。
滙豐反對重組的理由，是結構改革會大幅削弱集團國際業務模式帶來的經濟效益。但事實上重組與否，除了關乎滙控的未來業務發展策略，更重要的是，今時今日中國跟歐美陣營對峙日趨激烈、在政治已經主導經濟金融的現實底下，業務重點放在亞洲還是在歐美，背後都有政治風險；處理不慎，隨時會壓垮一家企業的發展！
滙豐對自己的定位舉棋不定、進退失據，而中美鬥爭正在升溫，類似孟晚舟案的對弈隨時會再發生。滙控總部在西方但業務重點卻在東方，危機仍然存在，突發事故隨時再來。滙控兩面不討好的宿命，可能無法解除。
後記
上周筆者談區議會選舉，交稿時政府尚未公布改組區議會的方案。筆者認為，區議會選舉不應該廢除。
到方案公布，日後區議會民選議員比例大幅下降，參選人都要經資格審查，又要「三會」（地區分區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和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提名，當選後還要受監察，更可能會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帆所言，區議員像家傭般，可以被「老闆」炒魷。
如此設計，重在防範，政府似乎對民選區議員（和民主選舉）仍有很大戒心。泛民背景的地區人士，相信很難重返區議會了。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