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這本書不能說是研究孫受匡（又名孫壽康）或1920、30年代孫氏朋輩作家的成果。我一生從事圖書館工作，有幸認識筆名「小思」的盧瑋鑾教授。2000年與中文大學圖書館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包括劉麗芝、馬輝洪等，在小思的指導下於2001年2月成立「香港文學資料庫」（註1），免費公開給各界使用。又幸得盧瑋鑾教授於2002年，將她畢生的珍藏30000冊書刊，捐贈給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圖書館於2003年正式成立「香港文學特藏」。
今年2022年適逢該特藏成立20周年，特選出「香港文學特藏」內最具研究價值而難得一見的珍貴資料之一《熱血痕》談談。該書是香港第一個新文化機構「受匡出版部」的創辦人孫受匡先生所著的小說（1923）（註2）。
未曾見過的香港文學足跡
有關香港1920年代文學的資料比較零碎，尋找不易。
劉以鬯（註3）在袁良駿的《香港小說流派史》（註4）序中說：「幾年前，我在灣仔一家舊書鋪購得一本書，書名《仙宮》，出版於1927年11月15日，比《伴侶》早幾個月。雖然屬於『廣州文學會叢書』，卻由香港『受匡出版部』出版，有詩，有小說，都是新文藝作品，全部橫排，內容較後來的《伴侶》更新。讀了這本書，我終於看到了一些以前未曾見過的香港文學足跡。為了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我寫過一篇題名《讀〈仙宮〉》（註5）的短文，發表於1992年……希望有人肯做進一步的挖掘，搜尋更多依據。《伴侶》在香港文學史的重要性固然不容抹殺，《伴侶》前的香港文學也需要有人對準焦點仔細看看。」本書正是隨着先賢的教誨而進行的第一步。
要了解受匡出版部的誕生，就不能不了解及研究孫受匡先生。
早於2010年8月及9月，小思在「香港文學資料庫」網站寫了兩則「小思札記」，提出3條重要的「線索」，或可說是「發人深省、引人着迷」的疑問。第一項疑問關乎孫受匡，為什麼談情說愛也可以說是愛國呢？事由孫受匡在好友羅澧銘著的小說《胭脂紅淚》書末所作的「總評」，小思覺得孫受匡對國家是「有所堅持」的，因為他對這本「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由讚許主角『真情所注，金石為開』，筆鋒一轉，竟有『將此男女間戀愛之情，推之於愛國，則國之強，也可立而待』的結語。」第二項疑問是孫受匡與袁振英是什麼關係呢？袁振英又是何許人？這兩項疑問出自第一則札記。第二則札記關乎受匡出版部，小思認為受匡出版部是研究滬港粵「三城文學血緣」的重要資料。而這第三項疑問是：受匡出版部出版了什麼書，為什麼「風格大膽脫俗」，是否香港1920及30年代的出版受到上海出版風格所影響呢？
2016年10月與小思作伴，前往日本東京神田的書店街淘書。我在神田街找到一套英文書Who’s Who in China（《中國名人錄》）第二版，由1920年出版至1950年，歷時30年，合共5冊，最初由當時上海Millard’s Review出版。當時我在想，如果外國人也有這樣的堅持去尋找中國名人資料出版，為什麼我們中國人、香港人不好好寫自己的歷史，將史實盡量留存下去？正如Who’s Who in China一書在序中說：「自1918年1月至今（1920年11月），中國已有4次內閣改組，要緊貼時代的轉變是非常困難的。」
開始尋找之旅
我開始尋找孫受匡背景資料。首先查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書刊目錄，看看藏有多少孫壽康或孫受匡的作品和受匡出版部出版的書籍。孫受匡的作品只有《熱血痕》書一種，及與羅澧銘合辦的《骨子》三日刊報紙；受匡出版部出版的原版書籍只有4種。再查閱8間大學的聯合目錄（HKALL），只在香港大學圖書館找多一本。再查國內高校聯合目錄（CALIS），只找到幾種，分散大江南北，遠至內蒙古大學，近至廣州中山大學。再查閱含20000間大學圖書館分布於世界各地的聯合目錄（WorldCat），竟然發現耶魯大學圖書館有6種。耶魯大學圖書館為美國規模第一大的大學圖書館之一，藏書達11000000冊。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收藏了受匡出版部6種原版書，為收藏「受匡」出版書籍最齊全的圖書館。
為什麼美國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圖書這麼豐富，這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說起。日本由上世紀30年代佔據中國，發展到將其「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擴大到東南亞各國。戰後，喚醒了美國不能再忽視日本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發展，以及中國政局的改變，需急起研究，加入龐大的經費。美國東亞圖書館所選的書，主要以人文和社會科學為主。不少香港二手書店，例如「龍文書店」、「匯文閣」、「神州」書店等等，在上世紀50、60年代應運而生，以出口為主，在中國網羅舊書，供應北美圖書館。龍文書店的東主是1949年後從上海來香港的許晚成（註8）。龍文書店的往來書信和訂單副本現存於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檔案室內，其中一張訂單列有受匡出版部《嬰屍》這本書。當時香港的書商供應給國外圖書館的書都喜歡貼上或印上自己書店的名稱。從受匡出版部出版《餘灰集》及《貞彌》兩書的內頁得知是購自「匯文閣」（註9）。 上述3本書現收藏於耶魯大學圖書館。
背景資料零碎
翻查圖書館目錄後，查閱盧瑋鑾教授捐贈與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香港文學檔案」，發現以筆名「田芝」（註10）發表於1982年的《星島日報》副刊「人物篇」中有關於孫受匡和受匡出版部的4篇文章：〈香港文學〉（註11）、〈受匡〉（註12）、〈早期文藝副刊〉（註13） 及〈民族與愛國〉（註14）。「田芝」這樣形容孫受匡：「一位愛好和愛護中國文化的人物」（註15）、「在香港這個城市，若說到『愛國資本家』，我相信少不了要將受匡出版社的主人包括在內」。（註16）
我找孫受匡背景資料也不容易，我發覺資料零碎得很，例如1937年12月以後，香港報章再沒有提及孫受匡；又，1931年以後，找不到受匡出版部的資料。受匡出版部的資料最後見於1931年第一次面世的《廣東商業年鑑》（註17）。
本書上半部的着墨點是孫受匡的生平、著作和受匡出版部，下半部簡單介紹受匡出版部的作家群。孫受匡的成長，受「五四運動」影響。1919年6月初五四運動爆發後一個月，香港有學生上街支持五四運動。受制於當時香港殖民地的管治，孫受匡及其他13間學校學生的響應方式，是積極辦義學，教育貧苦大眾，「策群義學」由此生誕生，由1919年運作至1941年香港淪陷為止。孫受匡認為唯有教育才可以改變國家。
1919至1929年為香港新舊文化交替、新文藝大爆炸的時期，這10年的文化歷史較少人觸及。在這10年裏，作為一個商人，同時又是文化人的孫受匡，默默地奔走於廣州與香港之間，尋找作家，協助他們出版新文化書籍；而他成立的受匡出版部，並不以出版社自稱。曾在受匡出版部出版書籍的作者，現找到共23位，主要作家有袁振英、歐陽山（羅西）、黃天石（傑克）、謝晨光、龍實秀、倪家祥，其他作者還有江幹廷、容融、任穎準、昶超、（薛）伯賢、鄭仲謨、馮慕韓、紅薇……等等，其中有些作家嚮往上海新文學的蓬勃，也涉足了當地文壇，例如廣州的歐陽山，後來轉往上海發展；廣州的龍實秀、香港的謝晨光等，也在上海發表文章及出版。相信讀者從這些作家身上，也可以一窺粵、港、滬的文化交流。
2022年11月4日，香港
註：
- 馬輝洪〈從紙本到網絡──記小思與「香港文學資料庫」〉，《香港文學》201期，2001年9月，頁35，詳細記載「香港文學資料庫」成立的過程。
- 網頁：https://www.lib.cuhk.edu.hk/tc/collections/spc/theme/hklit，擷取日期：2019年8月23日。
- 劉以鬯（1918–2018）上海出生，1948年赴港。代表作有《對倒》、《酒徒》等等。曾任多份報紙包括《香港時報》、《星島晚報》、《快報》副刊編輯。1985年創辦《香港文學》月刊，該刊刊行至今。2015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2014香港藝術發展獎」之「終身成就獎」。2018年在港辭世。
- 袁良駿《香港小說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頁 1–2。
- 劉以鬯《讀〈仙宮〉》1992年11月1日《文匯報》「文藝」。
- 網頁：http://hklitpub.lib.cuhk.edu.hk/news/iss86/index.htm#2，擷取日期：2020年9月9 日。
- 同上。
- 許晚成在上海時，除寫書出版外，亦從事多項調查，例如全國報刊社、文化機構圖書館，上海及全國學校、醫藥業、教育統計資料等等，並將調查資料出版成書。
- 「匯文閣」書店地址，只列香港郵箱 3357 號，因為匯文閣書店的店主黃志清，正職是教師。匯文閣改組後，改名為「古佚小說會」。匯文閣的黃志清在世時向筆者嘆道，香港地少，租金昂貴，書信和訂單副本難保留。
- 田芝，本名陳紹統，廣東人，1927年來港。曾任《立報》、《珠江日報》採訪主任。
- 《星島日報》1982年1月4日，頁13。
- 同上，1982年11月11日，頁33。
- 同上，1982年1月5日，頁34。
- 同上，1982年11月13日，頁33。
- 同上，1982年1月5日，頁34。
- 同上，1982年11月11日，頁33。
- 《廣東商業年鑑》（廣州：廣州市商會發行，1931），頁180。列在「文房用品書籍」欄內，並簡單以「受匡部」為名，地址是昌興街 22 號。
原刊於《汗墨傳世》，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新書簡介：
書名：《汗墨傳世──香港新文學出版第一人孫受匡及受匡出版部》
作者：黃潘明珠
發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