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應該如何解讀中國的新形勢?

儘管受到疫情和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不少在中國或者與中國有重要業務往來的企業仍然對中國市場感到很有興趣。他們將中國看作他們的重要市場或供應鏈中心,亦或是兩者兼而有之。

202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確認了習近平主席的第三個任期並選舉產生了新一屆政治局委員,為之後中國的發展從多個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最近的兩會中,新一屆政府的領導層得以確定,亦是這些趨勢進一步加速的集中體現。

近期局勢迅速改變

中國更積極和主動地與各國代表及歐洲的一系列領導人舉行會晤,同時還幫助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促進外交關系重建,還提出了烏克蘭危機的政治解決方案。

今年3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迎來了69位外國企業的CEO,以及20位來自學術界和國際組織的嘉賓,其中包括蘋果公司的CEO提姆·庫克(Tim Cook)、黑石集團的創始人兼CEO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以及輝瑞公司的CEO艾伯樂(Albert Bourla)。庫克亦強調了中國和蘋果公司之間共生關係的重要性。

儘管受到疫情和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不少在中國或者與中國有重要業務往來的企業仍然對中國市場感到很有興趣。他們將中國看作他們的重要市場或供應鏈中心,亦或是兩者兼而有之。雖然它們中的一部分企業決策者可能對未來感到擔憂或者不確定,但他們的大多數對中國未來如何發展以及中國的發展速度依然感到非常有興趣。

隨着新冠疫情的形勢的好轉,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將站於全球前列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23年中國實際的GDP增長速度將會達到5.2%,相對而言,全球的平均增長率約為2.8%,而G7國家平均增長率僅為1.1%。

除了在經濟層面,中國已經開始在世界範圍內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儼然正在形成,多極化可能成為主流趨勢。

蘋果CEO庫克強調了中國和蘋果公司之間共生關係的重要。(Shutterstock)
蘋果CEO庫克強調了中國和蘋果公司之間共生關係的重要。(Shutterstock)

多國企業領導來訪中國

有些人在說”de-risking”(去風險化)──即是暗示「中國有風險」或「中國代表風險」。儘管對於「風險」的定義因人而異,一部分跨國企業領導人可能亦感覺到中國是有風險的,但另外一部分跨國企業領導人卻不定有同樣的看法。我們可以從近期跨國企業領導人在中國的一些行動,看到某些端倪。

2022年11月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訪問中國時,有12名德國企業高管隨行。法國總統馬克龍近期訪問中國時,有60多名企業高管陪同。巴西總統盧拉在其訪華代表團中更有超過240名企業高管。

一些國際巨頭企業亦宣布了一系列在中國的投資計劃。舉例而言,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及其中國合作夥伴最近同意在中國東北投資122億美元建立合資企業;並且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還以36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中國榮盛石化公司10%的股份。3月底,殼牌和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簽署了一項76億美元的協議,計劃在廣東惠州開展三期乙烯項目。至於總部位於法國的空中客車公司宣布將在天津建立第二條生產線;特斯拉將在上海修建儲能超級工廠,預計產能將會達到1萬台。

以上這些既是重要的投資項目,也是面向中國未來多年的承諾,不是隨便輕而易舉的決定。雖然每項投資在某種意義上都存在「風險」,但這些公司願意在中國進行如此重大投資的抉擇表明,至少對這些公司而言,中國市場的戰略機會要大於風險。

特斯拉將在上海修建儲能超級工廠,預計產能將會達到1萬台。(Shutterstock)
特斯拉將在上海修建儲能超級工廠,預計產能將會達到1萬台。(Shutterstock)

中國發展的韌性日趨明顯

當然,愈來愈多的跨國企業意識到中國市場具有很高的韌性。儘管不同企業的高管對於這種韌性的根本原因的解釋和認知水平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對於這種韌性的存在卻愈來愈有所同感,一些政治參與者或評論者會把中國經濟的崛起歸因於專制體制、國家補貼、不公平貿易行為、山寨等這一類的因素。這些因素在中國改革開放漫長的時空裏可能在某些特定狀況曾經以某種形式呈現出來過,但以這樣簡單的方式來嘗試解釋中國歷史性的崛起是不公平的,甚至是不正確的。

不過,我亦已經開始看到少數西方人士開始嘗試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以及它與西方的不同之處。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現代化(modernization)都是追求現代性(modernity)的體現。中國在過去200年來,特別是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尋找自己的現代性。在持續探索的過程中,不斷演變的認知和知識框架逐漸成為了中國韌性的基石。

企業最底層的邏輯和決策機制基於商業邏輯

隨着中國的繼續發展,企業將會看到一個更為清晰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一部分外資企業曾經來過中國,但沒有在中國取得成功;其中一些企業已經退出中國市場。還有一部分企業的供應鏈在疫情期間受到了嚴重破壞,它們一直在思考如何減輕供應鏈的風險。

還有一些外資企業因為某些原因超越了中國的一些「紅線」,他們要麼縮減在華業務,要麼試圖東山再起,或者乾脆受到制裁。對海外一部分科技企業而言,由於美國對中國在它們所屬的行業裏進行的制裁的影響,他們在中國的業務開展自由度亦受到了嚴重的限制。這些企業發現自己處於一個相當尷尬的位置,因為中國擁有一個巨大的市場,而且中國企業在受到制裁時他們(和政府)會下定決心,破釜沉舟般地開發自己的技術來取代外國技術。

對於許多跨國企業而言,中國可以是主要的收入來源,亦可以是他們供應鏈的中心,甚至可以是創新靈感的主要來源,或者以上所有一切。儘管有一些力量在推動對華脫鈎,但另外一些力量卻是正在推動讓世界更多連結在一起。

對企業來說,他們的最底層的邏輯和決策機制是基於商業邏輯的,這亦是維持企業增長的重要因素。與政客們或沒有為集體負責任的某些評論者不一樣,企業高管非常了解這一點。在中國快速發展並持續發揮重要作用的全球背景下,最優秀的企業戰略家必須要找到能為企業創造最佳競爭優勢的正確戰略。

謝祖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