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香港政府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在2014年的報告，在未來20、30年間香港的實質經濟增長平均每年只有2.8%。事實上，香港在2001至2010年的實質增長平均每年為4.0%，2009至2013年平均每年有2.8%，但2014至2022年則下降到只有1.0%（2021年因疫情緩和經濟反彈而達至5.7%，而2022年則再下跌3.5%）。董特首在回歸時強調「國家好，香港好」，前者經濟當然是突飛猛進，但後者卻是每況愈下；各方面的內在和客觀因素很多，香港似乎正墮入像日本的30年迷惘經濟中，我們必須能夠居安思危。
香港經濟增長落後於新加坡
港府鼓吹香港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自由市場經濟體，但其經濟在近十多年的表現，實際上一直落後於新加坡。經濟低增長使到部分港人對一國兩制下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制度失去信心，現在從政者已不斷要求政府必須資助和干預不同行業（由高科技產業到回收業、電影業），這也使政府收入下降，因而削弱政府改善民生的財政能力。
回顧一下，香港和新加坡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平均每人本地生產總值（以美元計算）在2003年仍然是相約的，至2021年新加坡已髙於香港約50%（見表一），這差距每年約以2%拉開。此外，以平均勞工本地生產總值計算，新加坡亦長期高於香港約50%。一個低增長的經濟，會使港人更內向，從政者極可能會趨向民粹主義和減少包融，排斥外來者；這心態的轉變，將會是危險的。
香港勞工生產力停滯不前
香港經濟下滑，主要也反映在勞工生產力停滯不前。勞工生產力是指每個勞動力在一小時創造的平均生產價值，這當然是與投資額有正面的關係；此外，其他3個正面因素是管理素質獲得改善、生產技術進步和市場競爭加強。勞動生產力雖然是一個反映經濟現況和發展趨勢的重要指數，卻一直未獲特區政府的關注，更遑論成為一項重要的績效指標。一方面，勞工生產力是一個複雜和困難的課題（在理論和統計方面）；另一方面，勞工生產力所涉及的各項因素，並非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
在2021年2月，統計處公布了一份有關「2000年至2019年香港勞工生產力指數及生產力增長的轉移比例分析」報告，其主要結論是香港2000至2019年平均每年勞工生產力指數增長率，由2000年至2009年的3.3%，大幅下降到的2010年至2019年的2.1%。
在這段期間，香港和新加坡的平均每年勞工生產力增長率分別為2.1%及3.0%（見表二），新加坡的平均每年增長率比香港高出43%。特別重要的是：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及保險業的增長率分別為2.6%及4.6%，新加坡比香港髙很多。再者，自回歸以來，政府都以多方面政策和大量經費，以推動髙科技產業的發展；但多年來，屬於髙科技產業的資訊及通訊業的生產力增長率，則是各主要行業中最低的。在另一方面，香港交通及倉庫業的勞工生產力增長率是大大髙於新加坡；而3年來的疫情卻重創了香港的內部和國際運輸業，這方面優勢是需要時間才能追回的。
再者，香港不少重要行業，其壟斷性很強，缺乏競爭。例如零售銀行業是受兩大銀行集團壟斷；新住宅樓宇的供應只集中在幾大地產商；港鐵已雄霸香港公共交通；航運業和航空業都分別由一間公司獨大；電訊業亦持續合併；本地醫生一直拒抗海外醫生來港執業；而簡約公屋的建築成本超貴，可能也是由於建築業界存在圍標等非法行為等。這很可能也是香港的總體勞工生產力增長率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地投資大幅下跌
整體來說，雖然疫情已過去，在疫情下受重創的航空業、旅遊業、進出口貿易、房地產業等，是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全面恢復，並不是自由行旅客就可以單天保至尊的。更重要的是：近年香港在房地產以外的投資停滯不前，香港總體投資於機械、儀器及知識產權佔香港本地生產的比例由2012年髙峰的13.6%（2780億），下跌至2019年的6.8%（1933億，近3年繼續下跌），其長遠影響是非常嚴重的。
以上香港在機械、儀器及知識產權的總體投資，是包括了私人和政府的投資，而當中的私人投資更為重要。香港私人投資於機械及儀器，在2010年至2019年的平均實質增長率只有0.3 %（見表三），這低於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更大大低於新加坡的私人投資增長率（5.0%）。現在我們可以較清楚，為什麼新加坡平均每人本地生產總值大大高於香港了。
一個成熟的經濟體趨向飽和，增長率趨降，在所難免，歐美2.5%已算高增長。但香港以往10年平均每年只約有1%增長，這肯定不是特區政府所能預料，也明顯不是中央的期望。當我們不斷強調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就時，其實香港近年整體投資正大幅下降 。香港如何能有效促進私人投資？政府有政策嗎！
